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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斯滕泽尔，《苏格拉底》，第63页；《教师柏拉图》（Platon der Erzieher ），第311页；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二卷，第292页。斯滕泽尔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柏拉图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描述狄奥尼修斯“只凭敏锐的直觉”而不对辩证法研究走艰辛的探索之路来理解整个柏拉图哲学的徒劳尝试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柏拉图才能通过他来表明真正的教化的本质。有些学者说，这个关于其知识理论的附记不是柏拉图关于重要政治事件的叙述的一个合适部分；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将整段话作为插补文字删除，从而他们可以“证实”《书信》七的整体真实性。他们没有一个理解，在柏拉图的《书信》七中，狄奥尼修斯的案例是作为一个教育问题来描述的，而不是作为他本人刚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情节剧来描述的。很显然，他们都低估了柏拉图对其使命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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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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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书信》7.3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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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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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蒂迈欧》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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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书信》7.34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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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书信》7.34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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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制》5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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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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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书信》7.350b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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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书信》7.3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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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书信》7.3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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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书信》7.35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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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伊索克拉底，《致腓力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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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王制》5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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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在《书信》7.350c中，柏拉图十分强烈地谈到了狄翁施加给他的那种道德压力。他说，这实际上是强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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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书信》7.33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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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章 柏拉图的《法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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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者的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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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作于柏拉图晚年，出版于其去世后的《法义》，即使在古代晚期也阅者寥寥，注家更少。学识渊博的普鲁塔克颇以知柏拉图的《法义》为荣；[1] 我们所有的手稿都可以追溯至同一个原型的事实表明，该书在拜占庭时期几乎消失了。[2] 十九世纪的古典学者们面对柏拉图的《法义》，不知如何是好，无从着手。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是那个时期哲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一部早期著作中宣称，《法义》根本就不是柏拉图的作品。[3] 后来，当他在其《希腊哲学史》中讨论柏拉图时，甚至将《法义》放在了附录中[4] ——意思是，他认为《法义》足够货真价实，但无法将其融入他以柏拉图其他对话为根据为柏拉图哲学所描画的总体图景之中。由于《法义》显然是柏拉图最长的鸿篇巨制，占其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强，上述情况表明，对柏拉图哲学做出一种“历史的”理解的真正尝试是何等之少。[5] 学者们倾向于根据他们对哲学应当是什么的先入之见来再现《法义》；既然《法义》既不包含逻辑学，也不包含存在论，所以，哲学家们认定它并非柏拉图的核心著作，而是柏拉图思想的某种旁枝末节。尽管如此，柏拉图认为《法义》之所言至关重要：它包含了对国家、法律、道德和文化最为深刻的探讨。不过，柏拉图将所有这些主题都置于教化这一纲领之下。因此，在希腊教育史上，《法义》无疑是一部价值巨大的著作。教育是柏拉图的第一句话，也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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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制》是柏拉图早期的登峰造极之作，那么《法义》就是他对人类生活（ ）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了《王制》之后，柏拉图仍然觉得意犹未尽，［214］认为有必要再次以另一种形式撰写一部相同类型的通论：在已经打造出一个完美的城邦（即理想的正义国度）之后，再建构第二个城邦。正如他在《法义》中所言，《王制》是属于诸神及诸神之子的城邦。[6] 他说，在写作《王制》时，他对具体的立法工作置之不问。理想城邦得以建立的完美教育制度，将使当时大多数国家叠床架屋、不胜其烦的法律变得毫无必要。[7] 在《政治家》中，他也批评了希腊传统对法律的尊崇，说完美的君主比完美的立法更为可取，因为僵硬的法律不会迅速随机应变，不允许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8] 然而，柏拉图却将其最后一部政治著作称为《法义》，并在该书中对公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作出了法律规定；因此，［对于正在言辞中建构的城邦］，柏拉图显然是在使用不同的评判标准。[9] 他越来越喜欢诉诸经验的倾向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道德和教育领域的兴趣从聚焦于衡量纯粹知识的标准转向了历史和心理学，这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新态度。[10] 《王制》的核心部分是关于“型”和“善的型”的理论，但《法义》只在行将结束之际，简短地提到这些理论，以供统治者们学习；[11] 《王制》的主要兴趣是高级教育的设计，这种设计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但在《法义》中，一种更广泛的、甚至包括儿童在内的教育计划代替了《王制》的高级教育设计。柏拉图去世之后，他的秘书、传记作家奥普斯的菲利普（Philip of Opus），将他未完成的手稿整理成《法义》，并将其分为十二卷。菲利普注意到，《法义》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缺少关于统治者的教育的部分，他试图通过详尽阐述统治者应该拥有的特殊智慧来弥补这一缺陷。他在论文中记录了这些补充意见，这篇论文就是现存的《厄庇诺米斯》（Epinomis ）或《法义》结尾的附录。[12] 学园必定是将这项工作委托给了他，因为他确知柏拉图遗留的手稿和柏拉图心中的计划；因此，我们不能称《厄庇诺米斯》为伪作。它毋宁是对《法义》的一个补充，柏拉图自己的学校也认为《法义》是一部未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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