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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尾处，柏拉图加了一条关于体操运动的说明，但这显然是为了形式对称的缘故。[114] 他没有在此逗留太久——即使在《王制》中，柏拉图给身体运动留的空间也远小于音乐。他再次提出了酒会的问题，讨论了酒会的教育价值。酒会的教育价值是他讨论的起点，他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暂时忘记了这一点。现在，通过长时间研究不同年龄的人应该喝多少数量的酒，他结束了对酒会价值问题的讨论，从而，柏拉图以酒对像他这样的老年人的特殊意义的一些评论，结束了对教育的第一次大规模探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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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衰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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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在《法义》前两卷讨论了教育和城邦的精神之后，柏拉图转而考察城邦的起源问题。向新主题的过渡看起来相当突兀，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在立法开始之前，必须奠定城邦的基础；在城邦的基础奠定之前，必须先确定城邦的精神。城邦的精神必须激励城邦所有的机构和制度来表达它。多里安城邦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法义》中描述的城邦精神与它们的城邦精神大相径庭。柏拉图的新城邦将是一个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决定其教育类型标准的却是人的“完整”本性，是人格的最大发展。[116] 在其价值序列中，斯巴达的德性勇敢，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是第四位和最后一位。[117] 讨论的进程表明，柏拉图不是在简单地发布严格的道德诫命，以自制和正义来代替勇敢的德性理想，而不顾及政治生活的实际事实；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勇敢会延长城邦的生命。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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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关于城邦的起源和嬗变、关于重大自然灾难对文明的周期性毁灭的理论表明，他曾经认真而理性地思考过人类的历史。[118] 他相信，与黑暗的史前时代相比——在此期间，人这个种族慢慢地，慢慢地，以蜗牛般的速度前行——我们所称的历史并不比昨天或前天更为遥远。[119] 人类多次被滔天的洪水、瘟疫和其他原因毁灭，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幸存，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重新开始从原始生活逐渐上升的过程。[120] 那时的世界人口尚不稠密；人们对金属的使用还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何为战争——战争是技术文明进步的产物。[121] 柏拉图设想的原始时代，因为人性的善良和淳朴而天下太平，没有贫富差距，拥有高尚的道德标准。[122] 这样的世界还不需要立法者——甚至连文字记录都没有，习惯和习俗引导着人们的生活。[123] 柏拉图的时代还没有考古发掘，所以他只能依赖文学传统，尤其是荷马。［232］这里，他承认，人类最早的诗歌是历史事实的一个有价值的来源（至少部分如此）。当诗歌的教育价值（也即其全部价值）变得可疑或失去其原初意义时，对诗歌的这种历史的和审美的态度——它于现在的我们而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进一步得到发展。以荷马提到的库克洛普斯（Cyclopes）家族为据，柏拉图描述了社会从那种无法律的生活到有系统的联合和父权统治的转变。[124] 当不同的家庭和氏族聚集成更大的共同体，并形成城邦，就有必要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特殊礼法之间取得平衡。这就是立法的任务。[125] 与当时的历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os）一样，柏拉图将赫拉克勒斯族（Heraclidae）的回归置于荷马时代之后——阿凯亚人是在荷马时代远征的小亚细亚。这一回归事件开启了伯罗奔尼撒诸邦最早的历史，伯罗奔尼撒诸邦是多利安大迁徙的分支，他们来到阿凯亚帝国的废墟上定居。[126] 这就将我们的历史回顾带回到了我们关于法律的对话开始的地方，那时，多利安城邦已经建立，而多利安人的立法者也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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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撰写《法义》时，即公元前370至前350年期间，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希腊人都意识到了多利安种族的悲剧，多利安种族一度是那么强大和杰出，现在却因为留克特拉的毁灭性灾难而如此卑微。[128] 在留克特拉之役中击败斯巴达人之后，杰出的底比斯政治家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为激起伯罗奔尼撒的内部分裂，完成推翻敌人的事业，曾号召美塞尼亚人从数个世纪之久的农奴制中挣脱出来。多利安种族的所有希腊朋友必定以一种强烈的预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城邦斯巴达、阿尔戈斯和美塞尼亚成长为了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非得你死我活，竭尽全力消灭对方，那么希腊历史的进程又会如何呢？[129] 以古为鉴，对于全希腊的未来，现在要问的是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投射到过去的当代大问题。当多利安人定居下来时，各种条件都对柏拉图所称的“多利安城邦体系”[130] ——即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三个儿子的联盟——的发展颇为理想。他们不必被迫采取由柏拉图时代的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所倡议的任何措施，［233］不必被迫让城邦冒重新分配土地和免除债务的风险。他们可以干干净净地开始。他们占据了刚刚征服的土地，并将其分成同等的数份，从而在一种公平公正的原则上建立起他们的城邦。[131] 我们稍后会看到柏拉图对土地分割的问题有多么严肃认真：他建议赫拉克勒斯族的后裔们真的回到伯罗奔尼撒的定居点。[132] 但是，尽管（柏拉图相信）他们与之前围攻特洛伊的希腊人相比，要远为强大、团结、并得到了最好的治理，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多利安诸国的衰落呢？[133] 他们本可团结希腊并随意摆布全世界；[134] 但他们却在无望的争斗和仇恨中互相残杀。柏拉图的历史想象，回首公元前八和前七世纪几乎是神话故事的遥远距离，将神话故事中的纷争看作真实的、无可挽回的悲剧，看作希腊民族曾经错失的“统治世界”的极佳机会——这显然是对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方案的无情嘲讽！[135] 他把斯巴达看作多利安人建邦立国之能力的最佳证明——美塞尼亚和阿尔戈斯则是相对低等的种族。[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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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安人衰落的原因，并不如斯巴达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缺乏勇气或不知战争，而是对人类生活中最重要事情的无知（ ）。[137] 柏拉图说，正是这种深度的文化缺失，破坏了那时的国家，现在还在破坏着它们，而且将来会继续破坏它们。[138] 如果我们问文化的缺失主要在于什么，那么柏拉图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多利安人的教育的性质——我们已经对它做了长期细致的研究。教育取决于欲望和理智之间的适当一致。[139] 由于遵循它们的欲望，而不是理性洞见，强大的多利安诸邦衰落了。[140] 如此这般，对毁灭多利安人的政治失误的认知又回到了对话开始时的那个问题，即为城邦找到正确的道德观（ethos），一种建立在个体灵魂的健康结构基础上的道德观。在《王制》中，柏拉图曾经批评过斯巴达城邦的精神气质和教育问题。他的批评似乎在《法义》中得到了证实：（如柏拉图自己的时代所见）多利安种族在为赢得希腊世界领导权的关键一役中一败涂地，这种领导权似乎是他们理所应当的奖赏。这几页纸上似乎写着柏拉图对这个困扰了他一生的问题（即多利安人的政治理想问题）的最后结论。这是一场悲剧，而且注定是一场悲剧。［234］柏拉图年轻时就与一群构成雅典反对派的贵族生活在一起，那时，他耳濡目染的就是斯巴达被作为绝对的理想来颂扬。在他盛年时，他又从斯巴达这个典范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甚至在斯巴达巨大而无可辩驳的成功似乎证明了其所有最不加批判的崇拜者所能说出的全部合理性时，柏拉图就在《王制》的几个预言性段落中指出了斯巴达隐藏的弱点。[141] 当他撰写《法义》时，斯巴达的这种弱点已经是全世界有目共睹了。[142] 柏拉图只须指出，他在《王制》中所描述的“次好的城邦”注定要被推翻，因为它不是最好的城邦，也就是说，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教化，没有最好的精神气质（ethos）。斯巴达的“君王们”遵从的是他们灵魂中的暴民（对权力和荣誉的欲望，这些欲望是过度的贪欲或膨胀），而不是追随他们灵魂中的真正向导，即理性。柏拉图认为，教育的重要性高于现实政治，这里，在城邦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的大胆而刺激的对比中，也显示了柏拉图的这一倾向。从表面看，这些城邦由君王们所统治；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则由支配君王灵魂的欲望和贪欲的暴民所统治。[143] 类似地，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将由暴民的一时兴致和突发奇想所主宰的民主制和与其天性最为接近的僭主制相对比。[144] 用《王制》的话说，统治者灵魂内部的城邦的崩溃确证了其外在权力的倾覆。[145] 国家从来不只是权力，它永远是它所代表的人的内在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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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城邦的衰落是由于文化［教育］的缺失，由于统治者的灵魂（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缺乏欲望和理性的协调一致，那么就必须阻止未受教育、缺乏教养的人影响城邦的统治。不过，在教育的这种深层意义上，那些公众认为有教养的人很可能是没有接受过真正教育的人：例如，精于算计者、反应敏捷者、诙谐机智的空谈者。实际上，柏拉图似乎认为后一种品质是欲望在一个人身上占优势的表现。[146] 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成了：城邦应该由谁来统治？在《王制》中，柏拉图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永远应该由好的统治坏的，高的统治低的。[147] 在《法义》中，由于柏拉图明显觉得，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作为一项实际技艺，城邦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在政治中都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所以不管怎样，他尝试着对此作出新的回答。［235］如果我们把政治看作一门关于统治的科学，那么它就需要一个规范其所有细节的原则；这个原则必须解决“城邦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给出一个所有正常人都会觉得不言自明的普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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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在《法义》中制定了七条关于统治的“自明之理（ ）”，无论是在批评自己时代的现实城邦，还是在为他自己思想中构建的城邦建章立制时，他都多次提到这些“自明之理”。[148] 在法律意义上，“ ”一词的意思是“声称拥有［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注评家此处都采用这一意思的原因，因为那是尚处于讨论之中的问题。不过，在柏拉图晚年之际，该词已经有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那种科学上的含义：一个不能被证明但也不需要证明的假设，在科学的推理训练中——尤其是在数学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该词的这种用法首先出现在数学中——这样的假设被用作推理的出发点。[149] 我们知道柏拉图如何致力于让数学成为科学和哲学的方法的典范；他艰难地推进他的努力，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数学思维是整个柏拉图学派的典型特征。[150] 因此，这里必须采用“ ［自明之理］”一词的数学含义，因为柏拉图正在讨论的是政治得以建立的普遍原则；但这并不排斥前述“要求拥有”的含义。[151] 因为“ ”的数学含义也是一种主张或要求，它是一种自明的主张或要求：也就是说，该词最初的法律意义仍然存在。柏拉图规定固定数量的“ ”也有同样的意思，他用数字1到7指出这些自明之理，从而像欧几里德限制其“公理”的数量一样，限制自明之理的数目。[152] 他们提出了以下自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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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必须统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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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贵者必须统治卑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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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长者必须统治年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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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人必须统治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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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好的必须统治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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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慧者必须统治无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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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自明之理是民主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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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抽签抽中者必须统治抽签不中者［236］这里，以及在整部《法义》中，柏拉图都将抽签看作一种根据神意的决定机制，而不是像他在早期著作中批评民主制时那样，称其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组织机制。[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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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自明之理，美塞尼亚和阿尔戈斯的君王们被公正地剥夺了权力，因为他们掌控的权力过大，一个不具备所有相关资格的人根本负担不起如此重任。[154] 《法义》［原文如此，但根据上下文，或为《王制》之误］和《政治家》中的许多观点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柏拉图赞赏作为一种政制形式的君主制；但是，在《法义》中，他全心全意地反对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集中：他称其为权力欲的堕落形式，即贪婪癖，这是君王们的一种顽疾。[155] 伊索克拉底同样认为这种贪婪癖通常是罪恶的根源。斯巴达的例子表明，混合政制是最为持久的政制。因为在斯巴达，君主制的特权受到双王制、长老议事会、元老院、监督员或五长官的制约。[156] 希腊应该为其种族的纯正而感激的不是美塞尼亚或阿尔戈斯，而是斯巴达。如果不是斯巴达力挽狂澜，希腊各族的血统早就相互混合，而且也和蛮族人完全混杂了，就像波斯帝国治下的各族人一样。对柏拉图而言，这是希腊赢得希波战争的真正意义。[157] 立法者所着眼的目标，不应该是某个人手中积聚的巨大的无组织的权力，而是城市的自由、理智和协调一致。[158] 波斯和雅典显示了全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二者分别是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典型代表。[159] 实际上，这两种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斯巴达的长处是她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混合二者，斯巴达也因此强盛了很长一段时间。[160] 柏拉图在这里补充了很长一段对波斯君主制的批评，理由是复兴波斯帝国的伟大人物——居鲁士和大流士——不知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161] 波斯王子的教育是由野心勃勃的新贵嫔妃和宦官们实施的，骄奢放纵的结果就是王子们都成了肆意妄为之人。[162] 因此，冈比西斯和薛西斯很快就把继承的祖业败坏殆尽。[163] 确实，他们的父辈对自己最重要的义务（即对继承人的教育）一无所知，未曾在这上面花费时间和心血。[164] ［237］在柏拉图看来，埃斯库罗斯笔下从坟墓里死而复生的大流士给失败后的波斯人的警告来得太晚了。[165] 实际上，无论是大流士，还是居鲁士，都不可能教育好他们的儿子，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文化（paideia）。[166] 柏拉图就这样把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一笔勾销了。他发现，波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希腊模仿的典范。[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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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柏拉图最深层的兴趣是自己的母邦雅典。[168] 柏拉图对其在解放希腊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赞扬，[169] 似乎与他对雅典过度追求自由的批评相矛盾。[170] 他对雅典历史的描述既非一片光明，亦非全然黑暗。在这方面，柏拉图也像晚年的伊索克拉底，伊索克拉底既尖锐地批评他自己时代的雅典，但又赞扬希波战争时期的雅典所显示的许多伟大品质。[171] 柏拉图认为，在雅典民主制度的英勇曙光中，对法律的传统敬畏大多得以保存，尽管这一敬畏从那之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172] 羞耻感（这是一种保持自身尊严的光荣的羞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法律的敬畏，是从内部把社会结构维系在一起的真正力量，在柏拉图对这种羞耻感的描述中，他的语气与伊索克拉底一模一样——在柏拉图撰写《法义》的同时，伊索克拉底正在创作其《战神山议事会辞》。[173] 从政治教育者的立场看，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也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头脑——哲学家柏拉图和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为什么能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的原因。柏拉图完全从教育的立场来看雅典民主制的衰退和堕落，正如他把波斯帝国的衰落完全归咎于其教育的缺失一样。当柏拉图将雅典堕落的原因归之于雅典音乐的衰落、诗人的放纵和法纪的缺失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174] 这确实是柏拉图最伟大的历史判断之一。这一观点为逍遥学派所继承，并由此逐渐转变为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诗歌和音乐理论。[175] 它具体地证明了《王制》中的表述：即音乐［艺术］教育是完美城邦的坚固堡垒。[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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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颂歌、哀歌、胜利凯哥、酒神赞歌和礼法之歌，这些独立的诗歌形式你是你，我是我，一直保持着其纯而不杂的特征。这一点保证了早期固定音乐传统的延续；[177] 有教养的专家们能够不受干扰，安心静听，直至结束，而听众则在管理人员的管束下井然有序。无论是听众的嘘声和叫喊，还是他们的掌声，都不可能对艺术的评判产生任何影响。[178] ［238］然后，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一群天赋杰出但对何为缪斯之正义、对如何保持艺术的德性标准毫无感觉的诗人成了统治者，由于陷入酒神的疯狂，彻底受制于感官的快乐，他们把颂歌与哀歌、酒神赞歌和胜利凯歌混杂在一起，并试图用竖琴的声音模仿箫音，制造那种嘈杂的效果。[179] 他们混淆一切，抹去了艺术之间的界限。他们认为，若能予感官以某种快乐，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他们太过无知，不相信音乐中有什么是非对错的标准：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正确的音乐”这种东西。[180] 相同类型的剧本也按照其音乐来写。因此，非法就进入了缪斯的领域，并促使民众产生这样一种疯狂的想法：即他们也可以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作出评判——然后，他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或反对的嘘声行使自己的这一权利。[181] 剧院的肃静变成了吵闹和喧嚣。一种糟糕的剧场政制，即无教养的公众的统治，取代了音乐中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贵族制。如果在音乐中出现的真的是那种自由人的民主制，那还可以忍受；但是，现在，一切都被看似很有见识的疯狂和对所有法则的痛恨所支配，这种汹涌的激情蔓延到所有事物，毫无止息之意。[182] 随着这种无节制的自由而来的会是什么呢？柏拉图认为，精神上的自制会逐渐堕落成彻底的放肆，并最终返回提坦巨神的那种野蛮状态——他们是穴居人之前的怪兽。[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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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邦立国的神圣标准：法律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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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从一个历史事实（即多利安城邦及其立法的精神）开始。不过，柏拉图马上就引入了一个哲学因素。他引入了德性和人格的绝对理想，并由此引入了他本人的教育理念；以此种崇高的教育立场为出发点，他批评了斯巴达的教育传统。[184] 这似乎为建立一个我们期待的新城邦扫清了道路。然而，历史再次介入了这一讨论。柏拉图不是马上着手摆在他面前的实际任务，而是问，城邦事实上是如何起源的？[185] 在我们跟着他走过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之后，讨论又回到了多利安城邦的精神根基问题。［239］他们的辉煌前景与悲剧性失败，促使我们再次思考前述对多利安精神及其人格理想的批评。历史事实总是被用来证实哲学的理论分析。有那么一段时间，柏拉图对历史的批判性分析似乎通向理想城邦的基本原理和对它的系统描述，因为柏拉图制定了诸如此类的事业必须由之开端的自明之理。[186] 但是，历史的视野再次朝着甚至比此前更为广阔的地平线打开了。柏拉图现在用历史来确保这些自明之理的适宜运用。在柏拉图看来，这些自明之理通向一种“混合政制”的理想，诸如古老的斯巴达政制。[187] 另一方面，波斯和雅典的现有政制形式，体现了专断的君主制和随心所欲的民主制这两个极端，它们均缘于教育的缺失。[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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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话者之一首次在对话中提到了克里特人开拓一个新殖民地的计划。他就是克里特人克里尼亚斯（Cleinias）；他告诉雅典人，克里特人正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并把这项事务交由克诺索斯人监督落实，而克诺索斯城邦则授权他和其他九人全权负责此事。[189] 这就把讨论转向了实际事务——在这里，建立一个城邦的实际事务相当于建邦立国的方法和制度问题，因为这里有一名哲学家在帮助他们，克里尼亚斯请求雅典的异乡人为他们提供建议，使他们多多受益。我们此处不可能在所有技术细节上描述为建构新城邦而制定的实际指示，尽管在深层意义上，每一条指示都来源于其教育理念，并都旨在体现其教育理念。第一条法令，即城市不能建立在港口，显然是受柏拉图的教育理想的启发。[190] 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断言，雅典民主制之所以不知不觉地走向暴民统治是由于城邦变成了海军强国。[191] 这一思想始于雅典民主派中的温和保守派，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衰落之后[192] ——同盟衰落之时，正是柏拉图撰写《法义》、亚里士多德在学园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时期——温和保守派正在争取新的权力。在对雅典海上霸权的厌恶和对一种混合政制的赞赏方面，柏拉图同年轻的亚里士多德和年长的伊索克拉底完全一致。[193] 伊索克拉底也是温和政策——这类政策宣扬回到“先祖的政制”[194] ——的一个直言不讳的赞赏者。［240］亚里士多德将雅典海上力量的上升和战神山议事会权威的削弱相联系，并将其看作雅典民主制衰落的原因。[195] 这一思想是保守派针对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的批评的一部分，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奉行的是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的扩张主义民主制。实际上，这一思想要追溯到伯利克里之外。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波斯帝国议事会的老保守派成员们批评年轻的薛西斯的对外政策，他们的批评表明了贵族们对庞大舰队和海上霸权的厌恶。[196] 埃斯库罗斯对发生在波斯的这种厌恶之情不甚了了，但他知道发生在雅典的这种厌恶之情，而且他理解得非常透彻，感同身受。我们切不能忘记，埃斯库罗斯本人就是一个来自阿提卡的厄琉西斯的地主乡绅。在《波斯人》一剧中，真正并最终推翻蛮族统治的是陆地上的普拉提亚之役。[197] 柏拉图走得更远；他说，萨拉米斯海战在希波战争中并无决定性意义——要知道萨拉米斯海战是雅典最为自豪的荣誉称号；将希腊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的是波斯陆军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毁灭。[198] 柏拉图的政治观点与其教育理想紧密相连，就像伊索克拉底的政治观点与他的教育理想紧密结合一样。在这一点上，《法义》中政治和教育的联系变得尤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