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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孩子勇敢的第一步，是让他免于恐惧。柏拉图认为这是在孩子仍然年幼时通过运动和锻炼可以得到的。抑郁和焦虑会产生恐惧。[256] 柏拉图说，我们必须在溺爱和欺凌之间找到中庸之道。娇生惯养会使孩子非常敏感，暴躁易怒；恃强凌弱会使孩子奴颜婢膝，缩手缩脚，甚至悲观厌世，从而使他不适合与其他人一起生活。[257] 如我们所说，这会带来一种自卑情节——这种自卑是教师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的，因为过度教育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结果。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使孩子过得愉快。性格的和谐与平衡的基础必须在幼儿早期教育时奠定。［248］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或者只让他享受乐趣都不能企及中道。[258] 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柏拉图的确说ēthos（即性格）来自于ěthos（即习惯）。[259] 孩子在三岁之前完全受快乐和痛苦的支配，他必须在其人生的第一个三年就习惯于二者的平衡。[260] 柏拉图没有把这些措施视为法律，而是视为不成文的习俗（ ）。他认为这些习俗极其重要，并称其为将城邦维系在一起的纽带（ ）。这一纽带把整个建筑物牢牢地固定住，一旦失去这种支撑，建筑物就会倒塌。[261] 教育的标准根本上由这些固定的习俗（ ）和习惯（ ）构成，它们比成文的法律（ ）更为重要。任何想要建构一个新城邦并将其牢牢捆绑在一起的人，都需要成文的法律和不成文的习俗这两个要素。[262] 后来，西塞罗在其关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书中，经常论及leges et mores［法律和习俗］或leges et instituta maiorum［法律和祖先的习惯］，来涵盖一切人类生活所依据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标准。这种成文法与不成文习俗的两分法，可以回溯到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柏拉图从其社会结构中借用了这些观念，并将其传诸后人。柏拉图自己提出了反对意见，即严格说来，一部名为《法义》的著作是不应该用来处理风俗习惯问题的；尽管如此，如果他对风俗习惯着墨过多，[263] 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在风俗与法律之间作精确的区分，而是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是教育问题。柏拉图认为立法整个地就是一个教育过程，所以他把关于法律的概念扩展到足以容纳大量风俗习惯。毕竟，《法义》不是简单地刻在青铜上，并竖立于城堡之上［的法律条文］。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许多关于外国风俗（ ）的有趣资料表明，作品的这一部分，基于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习俗（nomima）”的广泛研究，与基于比较不同地域现行法律的段落一样多。[264]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比之前或之后任何时候都对自己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更感兴趣。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类研究，这类研究在柏拉图的学园中显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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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把幼儿的教育分为几个时期。从三岁到六岁，除了游戏，他们不应有其他任何负担。只有当一个孩子过于骄纵或懦弱时，他才应该受到惩罚，惩罚不是为了羞辱，以不使他心怀怨恨但又不让他安然逃脱的方式为宜。[265] ［249］不要告诉孩子们各种现成的游戏，而应该让他们在一起玩耍时自己发明游戏。柏拉图认为，每个村社（ ）的孩子都应聚集在村社的神庙里。（这是对现代幼儿园的预见。）保姆要负责维护秩序，监管孩子们的行为举止。保姆和整个“羊群（ ）”——如柏拉图用一个斯巴达名称所称呼的——都受先前由婚姻委员会选为负责人的十二位妇女之一的监督。[266] 男孩和女孩六岁之前都由女教师负责，他们一起接受教育只能到这个年龄，之后男女就应分开。[267] 他们剩下的教育应该“左右手都灵巧”，或者说不能像现在这样一边倒，只会左手或右手。[268] 之前被柏拉图快速略过的体育运动，在这里被再次引入。[269] 体育课程只限于舞蹈和摔跤。其中任何对之后的军事训练和战争没有用处的东西都要砍掉。[270] 早在数十年前，欧里庇得斯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必定为许多雅典人所熟知）。柏拉图的限定必定排除了当时的很多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本身曾经就是目的；另一方面，我们从柏拉图关于这一领域的教师任命所说的话中得知，他想看到更多的军事训练被引入体育运动，这样，在《法义》所描述的城邦中，除了名称，没有那么多著名的希腊体育项目留存下来。[271] 柏拉图特别谈到了射箭、投掷、身披轻甲和重甲的战斗、战术和各种军事演练、战役训练、骑马等等，所有这些都应有专业的指导者，并由城邦支付费用。柏拉图解释了那么多，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军事训练活动都是“体育锻炼”。[272] 到幼儿教育的后一个阶段，柏拉图才引入这些训练，不过，只有当我们把他这里的言论与他年轻时关于体育运动所说的话结合起来思考时，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视角来看待他削减某些体育项目的规定。柏拉图最想培养的是得体的高贵风度，而他所推荐的这些运动形式是培养这种品质的有效途径。他建议复兴古老的战争舞，像克里特的克瑞特斯（Curetes）、斯巴达的狄俄斯库里（Dioscuri）、雅典的得墨忒尔（Demeter）和科拉（Koré）跳的那种舞。[273] 我们想起阿里斯托芬曾经在《云》一剧中将这些舞蹈的消失看作传统教育衰落的一个征兆。[274] 柏拉图想象那些还未到军龄、未经战争考验的年轻人，骑着马，身披盔甲，参加节日游行，［250］向诸神致敬——就像我们在帕特农神庙的雕饰上看到的他们那样——在正式比赛和热身预赛中测试他们的力量。[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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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此从理论上提出的这种强调军人精神之发育的倾向，存在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之中。普遍的兵役原本就不只是斯巴达的制度，而是雅典民主制度中公民生活的法律基础；人们并不认为它不民主。相反，它是城邦每个公民所享自由的天然前提。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最强大的时期，她有那么多战争要打，以至于每一个雅典人都认为服兵役是理所当然之事。到公元前四世纪雇佣兵制度开始时，人们听到越来越多的普遍抱怨，普通公民不愿、也无力自己携带武器参战。[276] 然而，即使在那时，军校里的预备公民（ephéboi）仍有两年的服役期——事实上，随着战斗意志的普遍下降，这已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许多学者相信，我们有必要认为，雅典在喀罗尼亚之败后，在其关于预备公民的训练方面实际上接受了柏拉图在《法义》中提出的建议。[277] 不过，这一假定站不住脚。预备公民训练制度，即ephébia，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278] 然而，弥漫于《法义》之中，与吕库古改革时期相同的那种精神，在《法义》出版十年之后仍主宰着雅典，但在那时，自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雅典的沉疴痼疾已经无法治愈。绝大多数人在他们面临民主制度被永久摧毁的大败之前，认识不到时刻准备战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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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体育之后，柏拉图开始探讨音乐教育。[279] 在《法义》第二卷中，他已经讨论过音乐教育，连同怎样使孩子在很小时就习惯于正确的享乐的问题，因此，这里的讨论看起来显得多余。[280] 在本卷中，即《法义》的第七卷中，柏拉图还是从相同的方向来接近音乐教育的问题。这是《法义》关于音乐教育的观点和他在《王制》中所阐发的关于音乐教育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别。在《王制》中，柏拉图的主要目的，是用他的哲学所建立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标准来测试“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251］在《法义》中，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柏拉图主要是对教育的心理基础感兴趣，因此，他从塑造人的无意识自我开始。[281] 在《法义》第二卷中，［判断音乐好坏美丑的］标准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那里有很长一段辩论来决定谁拥有关于审美的正确判断。[282] 然后，在第七卷中，柏拉图作为一个立法者来说话，并强调幼儿应该通过游戏来学习的思想。[283] 柏拉图在预先的讨论中提到了这一点；[284] 但现在，他对游戏的教育价值开始了一种新的根本性的解释，（他说），迄今为止，游戏的教育价值在所有城邦中都完全被误解了。[285] 像这样的重复，到底是柏拉图的文体风格和教师态度的一个本质性部分——作为教师，他不会在“说两次，甚至三次，或更多次真话”上犹豫不决——还是由于《法义》是一部未竟之作呢？柏拉图对音乐教育的两次讨论清楚地反映了其心中所想。他晚年对游戏科目问题的兴趣必定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尤其是作为培养孩子早年习性的一种手段。从三岁到六岁，柏拉图都让孩子们自由玩耍，他们可以创造自己喜欢的任何游戏；[286] 但在此之后，大人就要对他们的游戏进行管理，并设计逐步培养一种特定精神的游戏科目。一切教育的最高设定是，道德标准是不变的，旨在培养良好传统的城邦制度也是永久不变的。因此，在《法义》中，柏拉图试图为保存《王制》所给出的“音乐”传统指明方向，并通过使孩子们在早年就习惯于固定的游戏类型来牢固地确立这些游戏科目。我们不应对他们的游戏科目做任何改变——这些游戏科目不应该被时尚、心血来潮和试验所改变，就像它们在柏拉图自己的时代被如此经常性地和标志性地改变那样。[287] “旧的”一词不应听上去是贬义的，就像它在花样不断翻新的世界中所是的那样。[288] 对年轻人来说，新的游戏意味着一种新的气质和习性，而这又意味着一种新的法律。任何变化都是极其危险的（除非它是对坏东西的一种改变），气候、身体状态和精神习性上的变化全都如此。[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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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宣称歌曲和节奏——这是人的游戏本能所采取的“音乐”形式——有益于人的思想，适合灵魂的自然本性，因而不容破坏和不能改变，柏拉图试图让它们固定不变。[290] 如前所示，这是一种受到埃及艺术启发的观点。[291]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会废除希腊天才最主要的成就，［252］即把诗歌从东方的等级保守主义中解放出来，诗歌也不可能成为个体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因为在《法义》中，除了官方的歌曲和舞蹈，其余一切全部被禁止。在古希腊，“ ”一词有两个意思：“法律”和“歌曲”；柏拉图试图将其合二为一。他的教育体系所允许的歌曲将成为与法律类似的东西，没有人可以逾越其藩篱。[292] 它们的精神特质、形式和目的，都是由许多基本规则确定的。[293] 一个有权重写这些诗歌的委员会将选择那些部分有用而不是全部有用的诗歌进行改写——显然是以柏拉图所提议的“校订”提尔泰奥斯的哀歌的方式。[294] 活着的诗人必须将法律的精神作为一种衡量标准牢记在心，他们应遵守的规则旨在保护新城邦建立之后的第一个时期。此后，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些诗歌并将其奉为圣歌，就不应对其再做任何改变。除了献给杰出公民的颂歌和颂词——这些英雄必须是死去的人，在将他们的德性保持到生命的终点之后才有此殊荣——没有任何新东西的余地。[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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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新秩序的看法是，它实际上将是一个允许必要改变的绝对固定的传统。他把日历年作为时间单位：在历法中把节日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将这些节日分派给大大小小的神灵；再以牺牲和祈祷来敬奉这些神灵。[296] 每一个节日都应有特定的歌曲、有节奏的舞姿和动作，柏拉图称之为“程式（schemata）”，这是希腊人通常用来指某种节奏模式的一个词。[297] 《法义》为生活给出的完美设计，与天主教所设想的年份，连同其为每一天所规定的圣礼和礼拜仪式，并没什么两样。我们在前面曾经采用过这种比较，[298] 现在，它得到了柏拉图从自己的原则所作出的逻辑推论的证实。只要我们试图将其教育体系设想为一个国家，就会觉得奇怪和不自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古典时代之后的世界，即罗马天主教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制度，那么柏拉图的教育体系看起来就会像是对天主教许多基本特征的预示。[299] 在现代世界中，国家和教会是分离的。柏拉图在城市国家的概念中使它们合二为一了。然而，最能使它们相互分离，并在尘世的王国之外创建一个精神王国的，究竟是什么呢？［253］是柏拉图对人类社会的教育力量提出的巨大要求。从《王制》到《法义》，围绕柏拉图的核心教育理想所建造的城邦，越来越接近统治人类灵魂的王国，这就是后来教会建立的王国。不过，柏拉图总是坚持他自己的原则，即这个王国无非是人自身内在的精神自然，由更高的智慧引导它行动，它是我们自身之中较高部分对较低部分的统治：这是柏拉图在《法义》中制定的基本自明之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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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戏及其形式的大规模推广，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一个好主意的极端夸张；当然，这把生活的重点从我们认真对待的事情转向了我们认为次要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柏拉图通过运用他那庄严肃穆的宗教话语，并将其与他以神为中心的全部立法原则相联系，证明了这种转变的正当性。在《法义》的开头，柏拉图就说人是神的玩偶。[300] 如果我们把这一意象与他在法律的序曲中说的话——他说，神是万物的尺度[301] ——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能发现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活不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依据自然（ ），只有神和人身上的神性部分才值得严肃对待。[302] 但人身上的神性部分是逻各斯，即神牵动人这个玩偶的那根绳索。人的最佳状态就是成为神的玩物；[303] 人努力想要达到的那种生活主要就是为了取悦神而玩耍。[304] 如果不从这个神圣的角度来看人类，那么人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价值。生活中的战争和纷争尤其不是什么值得严肃对待的事情；这些“既没有玩乐（ ），也没有任何文化教育（ ）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和平地生活”——正如我们所说，战争是为了和平。[305] 为赢得神的眷顾，全部生活都应是献给神的节日：献祭、唱歌、跳舞。尽管如此，抵抗敌人的义务仍然存在，而且不可避免。没有人比那些在和平时期按照这一精神得到训练的人更适合于完成这一义务。[306] 也许，最接近实现这一理想的是中世纪骑士的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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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义》所描述的城邦的许多东西似乎与现代理想格格不入，至少与十九世纪的自由理想格格不入。然而，在其公共教育计划中，也有不少极其现代的制度：普及教育、[307] ［254］女子骑马运动、[308] 公立学校和体育馆的建设、[309] 女性与男性共享教育[310] （在《王制》中，柏拉图是在谈到卫士的教育时谈到这一点的），用工作日程表来安排自由民的一天，[311] 男人甚至要在重要的公共和私人岗位上夜班（对希腊人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全新之事），[312] 还有对教师的监督，[313] 一个由“教育部长（Minister of Education）”领导的国家教育委员会。[314] 在这段文字中，柏拉图只是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教育主管（ ）”。这样的官职是在第六卷设置的：它进入了政府部门的设置（ ），官职的设置是《法义》该卷的主题。这里，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在柏拉图完成了对法律序曲的描述并着手进行适当的立法之后（755a），他在关于管理机构 的法律和关于城邦管理 的详细法律之间进行了区分。掌管音乐和体育教育的官员是在《法义》764c及以下中任命的。然后，在765d中达到高潮，即最重要的教育官员——公共教育部长——的任命；此人不能小于五十岁，必须是有合法子女的父亲。即使在我们认为是处理制度性法律的这段文章中，柏拉图也郑重其事地指出了教育在城邦中的根本重要性（766a）；从而为设立一个全新的官职的建议（它足以让希腊人大吃一惊）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这一新官职清楚地强调了教育在新城邦中的核心地位。柏拉图提醒这一官职的设立者和担任这一官职的人，由教育部门的主要官员担任的这一官职“在城邦最高的官职中最为重要”（765e2）。通过成立教育主管部门，立法者意在避免使教育在城邦中“成为一个附带的次要事情”。教育主管是在非同寻常的排场和情况下任命的；除了议事会和执行主席团外，所有行政官员都得在阿波罗神庙聚集；他们的重要职责，与城邦的其他公共职能一样，确实是属于阿波罗神的。通过无记名投票，他们从“法律保卫者（ ）”的“夜间议事会（ ）”中选出一位成员，来统管教育事务，他们都相信他是最适合指导和监督城邦教育的人。与教育主管关系最密切的同事，即法律的保卫者们，不参与对教育主管的审查（ ）。他的任期持续五年，同一个人不能两次担任这一职务；［255］但他仍然是那个他当选时所属的夜间议事会的成员。不过，我们现在必须从这些规定回到他的实际义务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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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掌管城邦教育事务的行政官本人应该得到怎样的教育。[315] 他将得到尽可能详细的指导，以便成为法律的解释者和其他人的教育者。[316] 合唱团的舞蹈和歌唱的规则是他教学的基础，因为宗教教育是决定其他一切教育的基本准则。[317] 不过，自由民的孩子——只有他们是《法义》考虑的对象——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其他科目。老师要教他们如何读写、如何弹奏里拉琴、如何阅读和理解那些不歌不舞的无韵诗人。[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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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详细解释了如何教授诗歌。他嘲笑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他们认为，用心学习所有诗人以求博学多识就是文化［教育］。[319] 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中得知，人们过去常常把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背诵下来，[320] 这种做法与诗人是某种类型的百科全书的观念有关，柏拉图在《王制》中批评过这种观念。[321] 与此相反，柏拉图推荐另一种学习方法，即从不同诗人的诗作中节选最好的诗编成诗集，作为教科书给孩子们用心学习。[322] （这是选集在教育史上的首次现身。）他宣称，教师只须让孩子记住诗歌的一些精选段落，以免孩子负载过重。教师必须根据《法义》提供的典范来挑选诗歌。[323] 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柏拉图假装只在记录一次谈话，好像《法义》真的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似的。他声称，《法义》的言辞与任何一首诗一样，受到了神灵的真正启发：实际上，他明确地说，他们从拂晓到现在说出的言辞从各方面看都相当于诗歌——这段话是柏拉图对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使命感的最重要证据之一。[324] 年轻人要像读最高级的诗歌那样来读《法义》；除此之外，教师要用它来确定他的诗歌评判标准，对它做最认真细致的研究。[325] 公共教育部长要根据他的助手和教师们对《法义》及其所包含的思想的理解来判断他们。任何不能在精神和心理上与《法义》心有戚戚者，作为教师都是无用的，在柏拉图的城邦中，也找不到他自己的位置。[326] 当然，在今天，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潜在危险：许多教师候选人会只为得到一份工作而对《法义》大加赞扬；［256］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目的是让它成为教育智慧的典范，成为文化的永不枯竭的宝藏；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把它交付给了“文法教师”。[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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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提供课程的具体细节：诸如音韵教员或音乐教师如何在文学教师之后接管孩子的教育，[328] 或者，有关体育和舞蹈的规则如何落实我们前面描述过的一般原则。[329] 在这几段文字中，当然有许多与《王制》和《法义》前几卷相联系的地方，也有对这些科目的讨论。[330] 柏拉图的严肃很容易变成讽刺：比如，在指责诗人们在其舞蹈和歌曲中模仿拙劣的模型和糟糕的主题之后，他将《法义》作为所有肃剧之最美者提供给了他们，因为它是对最好最美的生活方式的模仿。[331] 他说，“你们是诗人，我们同样也是诗人”；“我们哲学家是你们技艺上的竞争者。在最美的戏剧方面，我们是你们的对手，只有真正的法律才能产生这种完美的戏剧，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而现在，你们这些温柔的缪斯之子啊，把你们的歌曲与我们的一起向执政官展示；如果它们是好的或者比我们的更好，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合唱团，如果不是，我的朋友们哦，我们就绝不会这样做。”[332] 从一开始，柏拉图的著作就一直在与旧式诗歌竞争；这也是《王制》对古典诗歌的攻击要点。从立法的角度引入柏拉图本人的作品来补充甚或取代旧诗人的作品，作为其未来新城邦的学校和舞蹈场所的教学科目，是这条道路上合乎逻辑的最后一步。这种自我封圣（self-canonization）非常有助于我们对柏拉图本人的理解。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教育，柏拉图从哲学家变成了诗人；现在，他依靠自己的工作，建立了他梦想的新城邦［它是作为诗人的立法者的作品，即前述所谓最美最好的戏剧］。我们必须把他在这里说的话与他在《斐德若》和《书信》七中说的话放在一起考虑（在那里，他似乎想要否定已经成文的书面文字有任何效力）：[333] 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能知道，在柏拉图对自身重要性的评估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反讽。当早期的诗人被接受为古典教育的标准时，后人并没有用柏拉图的著作取代他们，而是让哲学家在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和索福克勒斯旁边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只要这个世上还存在真正的教育和文化，柏拉图就会永远保有这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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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回想柏拉图在《王制》中如何将统治者的教育建立在辩证法和数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看到他怀疑这些科学在普及教育中的价值。不言而喻，普通公民不能接受他认为适合于政治家的那种长期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精心训练。[334] 尽管如此，柏拉图没有让他们的教育止步于体育和音乐这一旧式教育体系。他通过引进一些恰如其分的基础训练，来代替数学和辩证法的学习。（他是第一个推荐这种基础训练的教育权威。）这是对教育者越来越倾向于培养智力的一种让步，这种基础训练同时也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这些科学在塑造学习者对世界的看法方面——这对它们来说是一种新的资格——现在有了一种直接的意义。[335] 当柏拉图说，大众的教育除了关于算术、长度面积体积的测量，以及星辰旋转方式的大致知识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知识时，[336] 他的建议乍一看似乎与苏格拉底对这些科学的实际限制不谋而合。[337] 不过，苏格拉底考虑的是未来政治家的需要，而柏拉图正在谈论的则是针对大众的基础教育。大众教育总要包括一些算术知识，但柏拉图建议的最低限度的数学教学明显已经远远超过了早期的限制。这是数学科学的一次新胜利，在进入高级教育领域之后，数学教学现在侵入了大众教育领域。它在各级教育中的普遍影响力必须归之于以下事实，即数学是第一门这样的科学：数学能根据其学生的不同能力、年龄和智力水平来掌握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其影响规模，而不牺牲其方法的精确性。[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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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显然对当时的数学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将希腊科学的最新发现视为普及基础数学教育的一个理由。雅典的异乡人坦率地说，他本人在熟悉这门他想要介绍给全希腊的学校的学科之前就已经相当老迈了；他补充说，对于有教养的希腊人而言，在这方面次于埃及人，这令人羞愧。[339] （他是在谈论测量长度、面积和体积的科学时说这话的。）[340] 柏拉图显然有某种关于埃及数学科学先进状态的最新信息。他可能是从尤多克斯那里得到的这些信息，［258］尤多克斯曾在埃及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知晓埃及发生的情况。[341] 当然，柏拉图关于埃及在基础数学教学中使用的视觉方法（他想从埃及借用这些方法）所说的话，必定来自某个亲自见证过这些方法的人。[342] 以下事实增强了柏拉图的数学权威是尤多克斯的可能性：尤多克斯在同样的背景下引入了另一个希腊人还不知道、但在对诸神的正确崇拜中极为重要的学说。这一学说就是当时的天文学发现：被叫作“行星”或“漫游者”的天体，与它们的名称并不相符，因为它们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在天空中四处漫游，不在同一轨道上运行，而是沿着同一轨道做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343] 尤多克斯曾推动过这一理论；柏拉图正是从这一理论推论出他在此处特别关注的事实——看起来走得最慢的行星土星实际上在所有行星中走得最快，而且覆盖最远的距离。[344] 柏拉图将这一事实与他日月星辰是活的存在或看得见的神灵的思想相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对天文学-数学上的实际情况的误解，就成了对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一种可耻疏忽，这对神灵的伤害，比在奥林匹亚赛会中由于不公正而对长跑选手造成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345] 如此这般，柏拉图在公共学校中的数学和天文学教学计划，就直接融入到了《法义》奇特的神学思想之中，在《法义》中，日月星辰按照数学规律的永恒运转是柏拉图坚信神之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346] 柏拉图认为数学科学（mathémata）尤其是天文学的神学功能，是其本性的重要部分。在《法义》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柏拉图为神的存在给出了证据，并强调了早先几个世纪的无神论天文学和新的科学发现之间的历史性区别——新发现实际上有助于我们获致关于神的真正知识。[347] 因此，这种日益增长但“实事求是”或切实可行的基础教学最终服务于增强公民内心对神的信仰。[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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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他的城邦与其他任何城邦如此不同，如此独一无二，以至于他对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颇为好奇。（显而易见，他［在言辞中建立］的城邦与世界的不同丝毫不亚于他本人与世界的不同。）由于柏拉图的城邦不是一个港口，它不会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商业贸易，所以会力求自给自足，保持经济独立。[349] 不过，从精神上说，［259］它也必定被排除在了一切偶然因素的影响之外——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会干扰城邦完美的法律。[350] 首先，决不允许四十岁以下的任何人去到任何其他城邦；其次，除了传令官、使节和某些“观察团（theoroi）”之外，任何公民都不能以私人身份出访其他城邦和地域：[351] ——“观察团（theoroi）”一词不是指城邦在外邦节日期间派出的本邦代表（这是该词的通常意义），而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将抱着科学研究的精神出访外邦，静观（theorein，亦即“凝视而沉思”）他人的文明和法律，并在他们闲暇时观察外邦的各种状况；[352] 如果缺少关于好人和坏人的经验与知识，没有一个城邦能达到完美或能维护其法律。诸如此类的外出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团”要会见少数杰出人士或“神样的人”——他们泯迹于普通大众之中，完全值得与之交往。[353] 我们可能会认为，对柏拉图来说，承认这样的人存在于世界各地，既存在于运行良好的城邦，也存在于糟糕的城邦，是一个了不起的让步。长久以来，希腊的杰出之士为了文化的缘故，早就习惯于长途旅行。这种旅行，与文化本身一样，是希腊特有的。从执政官的位置退下来之后，梭伦游历了亚洲和埃及，“只是为了思考”或“观光（ ）”。梭伦前有先驱，后有来者。在柏拉图的时代，也即教育的时代，为文化之故而踏上此类旅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做法：有许多例子为大家所知。[354] 柏拉图本人经常长时间离开雅典，他关于国外游历（即“观察团［theoriai］”）的法律规定，受其个人经历的启发。这些使节和代表在与外邦对等人物的对话中，将对哪个城邦的法律是善法，哪个城邦的法律需要改进作出判断。只有年过五十的阅历丰富者才配委此重任，成为城邦的观察员。[355] 他们回来后就被允许进入最高议事会——秘密的夜间议事会，其成员有最年长的十位法律守护者，即最高行政官员，还有文化与教育主管，即“全部教育的督导”连同其仍在世的前辈。[356] 这个议事会的权力许可包括立法和教育，其职责是改善立法和教育二者。[357] 观察员（theoros）在参观了他人的风俗政制之后回到国内，要向议事会报告有关事宜，对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或他本人所具有的有关立法和教育的想法进行陈述。[358] 不过，他的介绍和建议会面临严厉的批评，以免观察团制度可能成为接受有害影响的途径。[359] ［260］无论是城邦议事会的成员构成及其权力许可，还是国外游历所服务的目的，都证明了教育在《法义》所描述的新城邦中的卓越地位。柏拉图正在竭力避免让他的城邦变得僵化的危险，将城邦内部生活的权威性规定与自由采纳来自外部的宝贵建议的能力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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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的知识和统治者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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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议事会是城邦的锚；[360] 其成员必须知道政治家应该展望什么样的目标。[361] 这马上让我们想起了《王制》的基本结构。在那里，政治家的目标被称为“善［好］的型”；在这里，（用苏格拉底的旧用语说）则叫作“德性的统一体”。[362] 这两种表达方式所指相同，因为当我们成功地在善［好］的各种不同形式——我们称之为德性——中看到这些不同形式的善［好］的单一性时，后者展望的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善［好］的型”。[363] 在《王制》中，拥有此种最高政治知识的是城邦的卫士们；在《法义》中，与他们相对应的是夜间议事会。柏拉图明确地说，夜间议事会成员必须拥有“全部德性”［德性整体］，与“全部德性”一起的，还有作为其形成的精神原则的那种能力——在杂多中看见统一的哲学能力。[364] 在《王制》中，柏拉图详尽地讨论了这种能力，而在《法义》中却对此点到即止，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如果我们从柏拉图的“型论”没有出现在《法义》中说起，那么，这不应被解释为我们同意那个广为人知的现代假设，即柏拉图在其晚年抛弃了他早期的“型论”。[365] 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准备接受他在《法义》第十二卷中对统治者教育的粗略评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论证说，柏拉图在此仍然坚持其“型论”。这里，柏拉图是把辩证法作为读者耳熟能详的东西来提及的；[366] 如果他再度讨论其在教育中的价值，那么就只能重复他在《王制》中已经说过的话，但辩证法的教育功能，其教人如何在多样性中看见统一性的能力，很清楚是用旧术语来标示的，是用苏格拉底关于德性之统一性的老问题为例得到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