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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本人在《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载《柏林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1932，第559—568页）一文中列出的一长串例子，证明了在提尔泰奥斯死后他对希腊思想和诗歌的积极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把此处提到的这首诗也加入这些例子之中。这首诗是后来在一块碑文中发现的，克拉芬巴赫（G. Klaffenbach）在他的埃托利亚和阿卡纳尼亚的旅行记叙中记录了这段铭文参见《柏林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1935，第719页。关于其真实性，参见弗里德伦德的论述，载《美国语文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第6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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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人们既从斯巴达的角度又从一种普遍的视角来看待提尔泰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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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义》625d—6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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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照斯巴达人的思想，战争中对其他所有国家的胜利，是治理良好的国家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和衡量标准（ ）。参见《法义》62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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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义》629a讨论了提尔泰奥斯（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此处 ）；《法义》630a—c谈到了泰奥格尼斯（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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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法义》630b：关于城市国家及其宪政正义的理想和在德性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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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法义》6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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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法义》6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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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法义》6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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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法义》6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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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法义》6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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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泰奥格尼斯残篇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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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法义》631c6；632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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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法义》633a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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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义》633c—d；63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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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法义》635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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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法义》63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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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反对娈童，参见《法义》636c；关于反对斯巴达妇女的懒散，参见6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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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法义》638d—6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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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法义》639a—640d。在《法义》所有关于会饮价值的详细讨论背后，存在着一种举行会饮的实际习俗，会饮是学园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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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克里提亚残篇6（第尔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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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法义》641b： ［一个得到正确指导的酒会能给个人或城邦带来什么巨大的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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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法义》639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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