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5770 德摩斯梯尼努力使雅典人民理解其自身的天命，不过，经由希腊精神的各种变化追溯政治家品格理想之发展的人，如果不知道出现在阿提卡肃剧中的负责任的政治领袖的第一批伟大典型的话，没有一个能明白德摩斯梯尼的这种努力。[65] 肃剧中的这些典型人物有着与梭伦一样的精神和抱负，但却陷入了肃剧的两难抉择之中。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中，肃剧的两难抉择成了一种现实，[66] 正是这种对抉择之艰难的意识，而不仅仅是主观的激动不安，成了压倒性的情绪，即“令人产生悲悯共鸣的力量（pathos）”的根源，这是后人在德摩斯梯尼那里感觉到的——尽管他们只在审美上感兴趣，只为模仿其风格的希望所激动——他们觉得这种悲情（pathos）是演说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基础，他们是正确的。[67] 那是一种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肃剧的文体风格；肃剧深邃动人的阴影再次出现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家斯科帕斯（Scopas）所雕刻的面庞上；从对生活的一种新感觉的这两大预兆［德摩斯梯尼的演说和斯科帕斯的雕塑］，到国王帕加马（Pergamene）的宏伟祭坛，可以追溯到一条线索，追溯到一种丰富而强烈的情感涌动，新的雕刻风格就在这种情感涌动中达到其最崇高的表现。如果德摩斯梯尼未曾充分且完美地表达时代感受到的全部独特情感，他怎么可能成为希腊化时代——这个时代对他的政治理想几乎毫无同情——最伟大的经典？不过，对德摩斯梯尼来说，这些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得以表达的风格，与他达成其政治理想的艰苦努力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在德摩斯梯尼这里，演说家和政治家合二为一。如果缺乏政治思想的力量和分量，而只是雄辩的话，那么雄辩本身就会一文不名。政治思想的力量和分量使他充满激情的作品态度坚定、立意深远、内容充实，在这方面，其各式各样的模仿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也正是这些将他的作品牢牢铆定在其作品中将要永恒的时间、地点和历史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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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2 我不打算对德摩斯梯尼的方针政策进行完整的阐释。他的演说为历史事件的重构、甚或为他成长为一名政治家的重构所提供的材料，［281］不连续，但却（与我们拥有的绝大多数时期的历史证据相比）极其丰富。我们在此应该做的是，追溯他是如何成长为国家的指引者的，直到雅典为独立生存而进行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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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4 奥林修斯的陷落和卡尔西狄克（Chalcidic）半岛繁华城镇的毁灭——这些城镇属于奥林修斯联盟——迫使雅典不得不与马其顿的腓力议和。条约于公元前346年签订，即使是德摩斯梯尼，也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平的愿望；[68] 不过，他反对接受腓力的和平条款，因为它们将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希腊移交给敌人，从而收紧了围绕雅典的包围圈。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无法阻止基于这些条款的和平条约的签订。在其《论和平》这篇演说中，他不得不最强烈地建议雅典人，不要在腓力占领福基斯和温泉关之后进行武力抵抗——这两地是控制中希腊不可或缺的根据地。就像他最早的那些演说一样——它们产生于与腓力战斗成为其终身事业之前的那个时期——这篇演说表明了他是一个怎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追求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敢于反对政治领域中非理性情绪的统治。[69] 没有人会在其敌人最强大的时候发动进攻。[70] 这些高度务实的演说表明了德摩斯梯尼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对任何关于他的价值的清晰判断都至关重要。这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教师。他不只是想说服民众，用演说的力量折服他们；他还推动他们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然后，在一步一步引导他们进步之后，他推动他们自己去判断那些事实。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为麦加罗波利斯人辩》这篇演说及其对所运用的均势政策的讨论。[71] 《论海军筹备委员会》和《为罗德岛人的自由辩》这两篇演说，是体现他稳步上升的、平息和掌控大声喧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能力的经典范例。[72] 它们以完美的清晰显示了德摩斯梯尼的“政治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技艺”的思想；他在不利于雅典的和平条约（公元前346年）签订之后的演说，表明他与腓力的斗争完全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客观态度。《反腓力辞》一和三篇《奥林修斯辞》充满了明智的建议，证实了下述观点，即他现在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家：他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坚持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知道在这个由命运所主宰的世界上，［282］人事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利的时机（tyché）。[73] 他的行为总是表明，他知道他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这就是他在公元前346年的和平之后保持非凡的克制的原因。他的那些批评者和情绪激动的支持者，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认为，当他的逻辑严密的推论使他改变态度以适应局势变化时，他们已经发现了他性格中的摇摆和弱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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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6 不过，即使在德摩斯梯尼发表《论和平》这一演说时，他也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的眼睛紧盯着目标。他从不相信永久的和平，和平只不过是控制雅典的一种手段；他选择让那些因为其抵抗意志已经崩溃，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的政客们（如埃斯基涅斯），或那些准备更进一步，把不得已而为之事装成出于好心而为，声称腓力是全希腊领袖的人们（如伊索克拉底），去为和平对腓力的实际价值做辩护。[75] 如果不牢记伊索克拉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变成希腊政治统一的主要先驱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在反抗马其顿威胁的精神战争中的特殊位置。即使希腊各邦像那个时候那样软弱无力，希腊也不可能通过把独立的各邦熔铸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而达成政治统一。希腊的政治统一只能来自外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古希腊人（Hellenes）统一成一个国家，除非是反抗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为什么伊索克拉底会认为这个敌人一定是波斯（它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一次进攻曾经使希腊人暂时忘却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不是马其顿呢（它才是此刻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唯一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惯性的力量。伊索克拉底没有源源不断的原创思想，多少年以来，他一直都在宣扬对波斯的东征。[76] 他认为腓力——雅典和全希腊的自由的敌人——是希腊命中注定的反抗波斯的民族战争的领袖，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认可腓力是全希腊的领袖，从而回避马其顿对希腊的危害——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这种思想就是捆住希腊的手脚，把她交给敌人，由此也把腓力抬升到了一个只有他特别乐意担任的职位［即希腊世界的领导者］，因为这确实可以消除一些希腊人可能会有的、对他统治他们的计划的道义指责。从这个高度看，伊索克拉底确实可以把每一个在接受马其顿的蚕食上犹豫不决的人都称为“战争贩子”；[77] ［283］亲马其顿派发现很容易从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口号出发进行系统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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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8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作为腓力对希腊的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政治战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当然，他的策略永远是将其伪装为自卫。真正的军事决断注定是随时应便、尽快做出的，并且总是奋力一击使一切尘埃落定。而民主国家，因为对战争毫无准备，没有时间临时提供更为强大的武装。因此，通过煽动来削弱他们的力量和士气的工作得到了长期良好的安排。腓力目光锐利，对希腊人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让自己被征服这一点洞若观火，因为在关键问题的决断上，文化和自由势必带来分歧和争吵。民众的目光太过短浅，根本无法预见到正确的结果。对于亲马其顿派在全希腊城市中的宣传鼓动，德摩斯梯尼不吝言辞，颇费口舌。在腓力的军事技术中，这种系统的宣传确实是一种新的不容觉察的事物。其结局往往是争吵双方中的一方请腓力来讲和。当我们看到德摩斯梯尼在其演说中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选择攻击点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他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雅典内部的这种宣传鼓动，他的对手精明地、不知疲倦地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以便扭曲所有的线索，模糊所有的问题。德摩斯梯尼的任务，不仅是要说服一个小小的内阁，而是还要说服一个无动于衷的、被误导的民族，那些盲目的或滥竽充数的领导者们正试图使他们变得麻木、仿佛被催眠般地相信，他们是否要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战，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和平的真诚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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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0 德摩斯梯尼不是那种退缩到自己的阵线之内的避战之人。现在，他重振其鼓、大胆地向那些反战主义权威出击，首先就是要打破雅典的孤立主义政策。[78] 腓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将要联合全希腊的领导者；德摩斯梯尼开始联合希腊人反对 腓力，并号召他们捍卫民族独立。他在和平期间所做的演说，是一系列急迫的努力：针对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建立自己的泛希腊主义，并将其组织成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79] 在为雅典的灵魂而战之后，［284］他开始为希腊（Hellas）的灵魂而战。他喊道：雅典避免被包围的命运的唯一道路，就是将腓力的希腊盟友从他身边拉开，并走到所有希腊国家的前面。[80] 这正是他的理想。在《反腓力辞》二中，他描述了自己使伯罗奔尼撒诸邦与腓力断绝关系的努力。刚开始时，他没有成功。[81] 当伯罗奔尼撒诸邦前来要求结盟时，可能会被争取到雅典这边。那是在反对腓力的斗争变得如此激烈之前的几年：德摩斯梯尼曾公开支持尽可能与伯罗奔尼撒诸邦结成联盟的政策，并建议人们不要为了维持几乎毫无价值的与斯巴达的联盟，而将伯罗奔尼撒其他各邦都拒之门外——与斯巴达的联盟是这样做的唯一理由。[82] 现在，雅典将它们都推进了腓力张开的双臂中。甚至是底比斯，这个比斯巴达更具分量的盟友，也被斯巴达和雅典对其敌人福基斯的支持推向了腓力——底比斯对腓力的亲近甚至可以不顾自身利益。正如德摩斯梯尼后来所言，他总是认为仅仅出于对底比斯的厌恶而支持福基斯人，是一种不幸的政策。现在，福基斯战争已经为腓力干涉中希腊政治提供了机会。福基斯人遭到了碾压：雅典却多少年不能恢复与底比斯的友谊。[83] 从许多被仇恨分割的希腊人中建立一条反腓力的泛希腊阵线，看起来是西西弗斯的那种永无止境的劳作。尽管如此，经过多年努力，德摩斯梯尼做到了这一点。联合希腊诸邦以对抗腓力的泛希腊理想，即使在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宣告了这一理想之后，听起来也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德摩斯梯尼之成长为这种意义上的希腊自由的捍卫者，更是一件令人震惊之事。贯彻这一理想并将其坚持到底的是同一个德摩斯梯尼，他在其第一篇对外政策演说中，就已规定了这一自明之理：“雅典的利益是我决定每一项对外政策的基点。”[84] 此后，他就一直是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的帝国统治拥护者卡里斯特拉图那一派的政客。现在，到他发表《反腓力辞》三时，他成了一个泛希腊主义的政治家。他认为，考虑到雅典之前政策的伟大传统，接过希腊世界的领导权以对抗腓力，是雅典最伟大的使命。[85] 他成功地将绝大多数希腊人联合在这一旗帜下，古典历史学家们甚至也将其描述为治国之才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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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2 ［285］德摩斯梯尼的《论刻索尼苏斯》（On the Chersonese ）和《反腓力辞》三发表于战争开始不久之前，在这两篇伟大的演说辞中，德摩斯梯尼全力克服民众的怀疑和绝望，再次显示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导者——正如他在公元前346年和约签订之前发表的《反腓力辞》中所是的那样。不过，现在，整个场景都变了。那时，他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现在，他是一场席卷全希腊的运动的主导人物。那时，他试图唤起雅典人。现在，他号召全体希腊人抛弃他们的无动于衷，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腓力的权力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而他们仿佛站在暴风雨中或某场自然灾难中，一动不动，面对这种灾难，人们只是消极观望，感觉自己绝望无助，只侥幸希望即将来临的冰雹击打的是邻居的房屋，而非自己的房屋。[86] 将人们的意志从危害严重的消极被动中解放出来，从那些心怀恶意的指导和顾问——他们乐于将自己出卖给敌人，只为腓力的利益服务——那里拯救出来，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的艰巨任务；公众喜欢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对希腊人的意志不提出任何要求。[87] 德摩斯梯尼一一清点腓力的第五纵队已经交予腓力的城市。奥林修斯、埃瑞特里亚（Eretria），而奥琉斯（Oreus）现在也承认：“早知如此，我们也不会陷落。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88] 当雅典的航船尚未覆没之时，船上的人，无论大小，都应动手救亡。一旦巨浪翻上船舷，那就一切都会同归于尽，一切努力都是枉然。[89] 雅典人自己必须行动 。即使别人都屈服了，他们也必须为自由而战。他们必须提供金钱、船只和人员，用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带领其他希腊人与他们一起前进。[90] 民众的蝇蝇苟利和职业政客们的腐败堕落，必须而且理应让位给希腊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曾经击败波斯侵略者。[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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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4 多年之前，德摩斯梯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一对比再次说清楚了现在的雅典人是否真的是一个堕落的种族，不配与他们的祖先同名。[92] 不过，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只对事实感兴趣。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他自然是一位教师 ，也必然是一位教师 ，他意识到了他必须承担的教育责任。他不相信雅典的品质正在退化，尽管其绝大多数症状看起来令人不快。［286］他绝不会忍受自己去做柏拉图所做的事——对雅典城邦掉头不顾，闭门自守，就像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垂死病人一样。[93] 现在，城邦的行为已经变得碌碌无为，不足称道；想必城邦的精神也必是猥琐不堪？怎么还能有奇思妙想和干云豪气？当伊索克拉底将现在与往昔对比时，他只得出一个结论——过去已逝，昔日不再，直到永远；但德摩斯梯尼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只要他这座堡垒的一堵孤墙依然屹立可守，就不能持这样的观点。[94] 他只是将雅典昔日的壮举作为激励来唤起当代人的每一分力量。[95] 不过，当他抚今追昔、以古类今时，他不仅得出他那个时代的雅典人应该 配得上祖先的结论，他还认为他们必须 配得上祖先。[96] 无论阻隔今日与往昔的鸿沟有多宽多深，除非抛弃自我，否则雅典便不再成其为雅典，她终究不能断绝与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是伟大而悠久，该悠久而伟大之历史，在该民族的衰落过程中，就越可能成为其人民之命运，他们在逃避其义务——即使这种义务根本就无法完成——方面的无能为力，就越具有悲剧性。[97] 当然，德摩斯梯尼并非有意自欺欺人，不负责任地带领雅典人民去做一场凶险的冒险。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前急迫的情势——对于这一点，他比任何其他政客都看得更清楚——真的允许他或任何其他人去实践那种被人们称之为“可能性的艺术”的政治吗？德摩斯梯尼是一个比绝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要务实得多的政客。但是，在务实的政客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之间，当涉及到正义和道德责任时，对于以雅典的整体生存为赌注去冒险，并要求她以其有限的力量去做不可能之事是否正当这一根本问题，他心里必定有一场热烈的辩论。当他真的要求她孤注一掷时，他不是在为一个九死一生的希望做一种狂妄的浪漫的申辩。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一场遭遇致命危险的危机中，一个民族，比一个个人，更能做出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程度，端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场危机的危险性，又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希望活下去。这是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无法预测的自然之奥秘。做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他会说真正的政治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287］且发现要想拒绝这样一场赌博极其容易——这不是一场他们必须要以对国家的信任、对国家的力量的信念、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而被迫进行的赌博。值此存亡危急之秋，把城市国家的英雄主义理想表达得慷慨激昂且淋漓尽致的，是德摩斯梯尼。看看他的雕像的那张脸，忧心忡忡而若有所思，满怀关切而眉头紧锁。很容易看出，他生来就不是狄俄墨得斯（Diomede）那样的坚定分子，也不是阿喀琉斯那样的骑士；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这肯定使他的战斗更加高贵，因为他对自己更为敏锐的天性和更为敏感的个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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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6 德摩斯梯尼无法拒绝挑战。他接受了挑战，并充分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修昔底德曾经说过，只有当雅典人搞清楚面临的危险时，他们才会面对危险，而其他人，在他们颟顸无知时就会铤而走险。[98] 德摩斯梯尼遵循修昔底德的原则。他警告雅典人，这场战争不会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只限于允许入侵的敌人进入阿提卡，她只要躲在城墙后面看着这个敌人即可。从那时之后，战术有了改善。如果雅典坐等敌人越过边境，她就会浪费她的精力。[99] 这就是为什么德摩斯梯尼拒绝“等等看”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仅呼吁希腊人，还呼吁波斯人小心唇亡齿寒；由于一旦马其顿人征服希腊，马上就会长驱直入推翻波斯帝国，所以，波斯对希腊命运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分明是鼠目寸光、愚不可及。德摩斯梯尼以为，他的政治家式的强大推理足以使波斯国王认识到，如果腓力击败了希腊人，对波斯来说，必将到来的是什么。[100] 如果德摩斯梯尼亲往亚洲，也许事情真会如此。不过，他的使节显然无法打破波斯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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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8 德摩斯梯尼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问题。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雅典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很清楚地知道，绝对不能让这种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干扰雅典的生死存亡之战，如果真受到干扰，就会严重削弱社会各方的努力。《反腓力辞》四是他试图填平这一鸿沟的一篇演说，至少是想找到某种折中之道来抚平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满和敌意。这要求双方都作出让步和牺牲，[101] 并表明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如何紧紧依赖于人们保卫自己反抗侵略者的意志。［288］也许，德摩斯梯尼成功的最好证据就是全体雅典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所体现的自我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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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0 这场冲突以希腊人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38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希腊城市国家永失自由和独立。即使在他们联合起来最后一次为自由而战时，原来的希腊城邦也不能抵御马其顿王腓力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了。在腓力突然被刺暴毙后，其继承者亚历山大横扫亚洲，在波斯疆域的废墟上建立起了马其顿帝国，现在，希腊人的历史就融入到了马其顿帝国的历史之中。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未来［希腊化世界］向希腊的殖民开拓、科学传播和商业贸易敞开了大门；在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之后，当帝国分裂为继承者们的几大君主国时，其余的领域也向希腊人打开了。不过，在政治上，原来的希腊已经寿终正寝。伊索克拉底的梦想——即全体希腊人联合起来，在马其顿的领导下，发动一场针对希腊世仇波斯的民族战争——真的如愿以偿了。死亡使伊索克拉底不必为知道以下事实而悲伤：一个失去其独立和自由的民族对一个假想敌的胜利，并不真的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提升；而外在强加的联合也并不能真正解决政治分裂的问题。在亚历山大远征期间，每一个真正的希腊人都宁愿听到这位新的阿喀琉斯的死讯，也不愿意向像神灵一般的他祈祷。看到所有希腊爱国者都那么狂热地等待他死亡的消息传来，多少次都大失所望，又是如何根据虚假的消息发动过早的反叛，真是令人悲哀之至！马其顿的部队对他们的反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德摩斯梯尼，因为相信他和希腊人都已经山穷水尽、无可指望，终于在马其顿的追捕中饮下藏于鹅毛笔管中的毒药，倒在了波塞冬神庙的祭坛边，在死亡中找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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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2 然而，如果希腊人在亚历山大之死后真的成功地摆脱了马其顿的锁链，又能发生什么呢？即使他们赢得胜利，无论是在希腊之内，还是在希腊之外，他们都没有政治前途。城邦的历史生命已经寿终正寝，没有任何新的人为组织可以代替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希腊城邦的发展是一种错误。事实是，尽管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但在政治 上，希腊人没有办法培养他们的民族感，［289］只有政治意义上 的民族感才能使他们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宣告，如果希腊人联合起来，他们就能统治全世界。[102] 不过，这种观念只有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才能进入希腊人的头脑。一次，只有一次，在波斯战争之后，在德摩斯梯尼为城邦的独立自主而最后一搏时，希腊人的民族感才在共同抵御外敌时升起并采取真正的政治行动。在那一刻，当城邦最后一次积聚其衰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生命和理想时，它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中得到了永恒。备受尊崇而又被肆意滥用的政治演说——它与其所坚持的理想不可分割——的力量再次在这些演说中达到了最高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就化为乌有了；它的最后一次伟大战斗是德摩斯梯尼的精彩演说《金冠辩》，这篇演说无关乎实际政治，而是涉及对一个曾经在关键时期领导雅典的人的个人品格的历史判断。看到德摩斯梯尼几乎以最后一口气仍然为其理想而战，真是令人惊叹。将德摩斯梯尼的此次演说理解为在历史的手指已经作出最后裁决并继续前进之后的最后辩驳，是错误的。不过，他原来的敌人都从老鼠洞里爬出来，纷纷试图以历史的名义对他作出最后的判决。他不得不最后一次挺身而出，告诉雅典人，从他一开始涉足政治时，他想要做什么，以及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在阅读《反腓力辞》时所看到的艰苦斗争——沉重的过去，日益增长的危险，艰难的决断——作为完成了其注定结局的历史再次一起涌到眼前。当德摩斯梯尼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辩护时，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告诫雅典人，除了他们的光荣历史要求他们做的决定之外，不要认为他们做了任何其他决定。雅典的光荣再次通过他的话语闪耀出光芒，并在一曲尽管苦涩但仍然和谐的乐曲中落下帷幕。[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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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4 [1] 克里蒙梭（Georges Clémenceau），《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26。关于德摩斯梯尼声名的盛衰，以及不同世纪对其品格的不同评价，参见亚当斯（Charles Darwin Adams），《德摩斯梯尼及其影响》（Demosthenes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1927，“我们欠希腊和罗马的恩情”系列。亚当斯很好地表明了十八世纪的民主党人如何崇拜德摩斯梯尼，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又是如何鄙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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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6 [2] 德雷鲁普（Engelbert Drerup），《一个古代律师的共和国》（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 ），Paderborn，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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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8 [3] 实际上，这始于德罗伊森青年时代的杰出著作《亚历山大大帝史》（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第一版，1833），但关于这一主题的伟大著作是他的《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第一版，1836）。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正统观点，最具学术性的辩护者是沙费尔（Arnold Schaefer），参见其《德摩斯梯尼及其时代》（Demosthenes und seine Zeit ，三卷本，Leipzig，1856。译注：德罗伊森（1808—188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史》的方法启发了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思想，也把权力和成功理想化了，所以下文说：“成功”成了历史成就的衡量标准。德罗伊森接着出版了《希腊化史》，希腊化世界的发现使得德摩斯梯尼对城邦独立性的坚持显得“渺小且充满局限”（本卷第328页）。不过，耶格尔认为，这种由于视角转换而造成的负面评价有失公允，德摩斯梯尼“对推动时代的历史力量的抗拒，无非是一种超个人法则的实现”（本卷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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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0 [4] 这大致上是诸如贝洛赫和迈耶尔这些研究古典文明的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威尔肯（Wilcken）和贝尔弗（Berve）的意见要温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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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2 [5] 德雷鲁普，《古人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losthenes im Urteil des Altertums ），Würzburg，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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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4 [6] 英国现代历史学派部分受到德罗伊森和贝洛赫的影响；但最近有一些人反对他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谴责，例如坎布里奇（Dr. Pickard-Cambridge）。另可参见格罗兹（Glotz）关于希腊历史的杰出法语著作，以及克罗奇（P. Cloché）的传记《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37）。还有一本特里夫斯（P. Treves）撰写的妙趣横生的小册子，名叫《德摩斯梯尼和自由希腊》（Demostene e la libertà greca ，Bari，1933）。在本章中，我不得不经常回到本人在《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Berkeley，1938）一书中所运用的论点，在该书中，这些论点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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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6 [7]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译注：此前希腊世界的政治史皆为城邦世界的政治史，故其历史必然性固然也是城邦政治中的必然性；现在，随着希腊化世界对城邦世界的取代，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自当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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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8 [8] 关于这一主题的更早著作，尤须注意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其《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一书中对古代城市国家的生动再现，该书反映了作者在其祖国巴塞尔（Basle）的亲身体会；须注意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的那本著名但也非常图式化的著作《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 ）。关于古代城市的最新著作是格罗兹（Glotz）的《希腊城市》（La cité grecque ，Paris，1928），该书主要从外在的视角讨论了城市国家，集中论述其经济、政治和制度。另一方面，在本书中，我也试图从城市国家的历史内部来看问题，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进程，借由这一进程，城市国家创建了适合于其自身的道德和智力形式。参见本书第一卷，尤其是讨论斯巴达、宪政城邦和梭伦的那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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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0 [9] 色诺芬，《希腊史》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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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2 [10] 这一事实在德摩斯梯尼后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21页，“雅典的恢复”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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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4 [11] 色诺芬，《希腊史》6.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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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6 [12] 关于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对以往雅典政治家的尖锐批评，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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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8 [13] 柏拉图，《泰阿泰德》173d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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