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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大致上是诸如贝洛赫和迈耶尔这些研究古典文明的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威尔肯（Wilcken）和贝尔弗（Berve）的意见要温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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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雷鲁普，《古人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losthenes im Urteil des Altertums ），Würzburg，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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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国现代历史学派部分受到德罗伊森和贝洛赫的影响；但最近有一些人反对他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谴责，例如坎布里奇（Dr. Pickard-Cambridge）。另可参见格罗兹（Glotz）关于希腊历史的杰出法语著作，以及克罗奇（P. Cloché）的传记《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37）。还有一本特里夫斯（P. Treves）撰写的妙趣横生的小册子，名叫《德摩斯梯尼和自由希腊》（Demostene e la libertà greca ，Bari，1933）。在本章中，我不得不经常回到本人在《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Berkeley，1938）一书中所运用的论点，在该书中，这些论点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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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译注：此前希腊世界的政治史皆为城邦世界的政治史，故其历史必然性固然也是城邦政治中的必然性；现在，随着希腊化世界对城邦世界的取代，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自当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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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这一主题的更早著作，尤须注意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其《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一书中对古代城市国家的生动再现，该书反映了作者在其祖国巴塞尔（Basle）的亲身体会；须注意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的那本著名但也非常图式化的著作《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 ）。关于古代城市的最新著作是格罗兹（Glotz）的《希腊城市》（La cité grecque ，Paris，1928），该书主要从外在的视角讨论了城市国家，集中论述其经济、政治和制度。另一方面，在本书中，我也试图从城市国家的历史内部来看问题，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进程，借由这一进程，城市国家创建了适合于其自身的道德和智力形式。参见本书第一卷，尤其是讨论斯巴达、宪政城邦和梭伦的那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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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色诺芬，《希腊史》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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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一事实在德摩斯梯尼后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21页，“雅典的恢复”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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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色诺芬，《希腊史》6.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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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对以往雅典政治家的尖锐批评，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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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柏拉图，《泰阿泰德》173d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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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王制》496b中，柏拉图指出，哲学家很少来自那些政治生活氛围浓厚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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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传》5。译注：卡里斯特拉图，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391年，他曾起诉提议与斯巴达缔结和约的众使节。公元前378年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雅典与底比斯共同抵抗斯巴达）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将军，并统筹同盟的财政。然而，底比斯的崛起却使他主张与斯巴达议和。公元前366年，底比斯占领奥罗普斯（Oropus），他被起诉，他在这次演说中成功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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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约斯特（K. Jost），《至德摩斯梯尼的阿提卡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中的“先祖”的范例和典范》（Das Beispiel und Vorbild der Vorfahren bei den attischen Rednern und Geschichtschreibern bis Demosthenes ），Paderbor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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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伊索克拉底将道德假设运用于政治，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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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传》6；托名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vit.decem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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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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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想要理解德摩斯梯尼的演说的“形式”，阅读布拉斯（F. Blass）的《阿提卡雄辩术史》（Geschichte der attischen Beredsamkeit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至关重要。关于其政治演说的风格类型的起源和发展，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中对几篇演说的修辞学批评。伊索克拉底曾在德摩斯梯尼之前以实际演说的形式出版了一些政治小册子，为德摩斯梯尼树立了模仿的榜样，但他的演说不只是如现代批评家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文学虚构。与伊索克拉底“演说”单调乏味的书面散文不同，他写得很有风格，这种风格能引起激烈的政治争论，但提升到了一种更高的趣味和形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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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色诺芬，《希腊史》6.3.10及以下。关于卡里斯特拉图保持权力平衡的方针，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42页及以下。在该书第87、88、106、218页，本人曾指出这一方针作为德摩斯梯尼自己处理希腊国际关系的方法的模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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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伊巴密浓达为底比斯赢得海上霸权的计划，及其诱骗雅典盟邦的企图，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42、82、113页：他想“把雅典卫城的山门移到卡德米亚（Cad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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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伊索克拉底《论和平》的设想和倾向，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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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篇论文的主要论题是“税收（ ）”，它现在再次被认为是色诺芬的作品，赫索格（R. Herzog）在《布鲁姆纳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H. Blümner ）第469—480页讨论了其主要论点。关于其真实性，参见费里德里希（Friedrich）发表于《古典语文学年鉴》（Jahrbücher für class. Philol. ）（1896）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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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及其在政党政治中的背景问题，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另可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09—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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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演说家希佩里德斯（Hyperides）与德摩斯梯尼属于同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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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诉阿佛波斯》（Against Aphobos）和《诉欧内托尔》（Against Onetor）。第三篇演说《诉阿佛波斯》通常被认为是伪作，但卡尔霍恩（G. Calhoun）坚持其真实性，参见《美国古典语文学会刊》（Trans. Am. Phil. Assn. ）LXV（1934），第80页及以下。事情的细节参见布拉斯，《阿提卡雄辩术史》，第225页；沙费尔，《德摩斯梯尼及其时代》，第一卷，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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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三章（“转向政治”），第42页及以下，该书详细讨论了《诉安德罗提翁》、《诉提摩克拉底》和《诉勒普提斯》这三篇演说，并分析了它们的政治倾向。译注：德摩斯梯尼七岁丧父，财产被监护人侵吞，他与监护人的财产纠纷持续多年，“抑郁期（during the years of the depression）”当指这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