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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何以会出这种差池——恕我直言，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毫无疑问，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绝无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很遗憾，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他也难免受到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东方学”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七编）。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如此说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闪烁其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把一个在他看来纯属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说成一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的本质的时候，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不妥，以及一种理论上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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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享年91岁。谨以拙文聊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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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895—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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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本书下册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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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本书下册书末：“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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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66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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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8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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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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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致读者 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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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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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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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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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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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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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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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母亲已产生人类生命；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已发出警告：“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在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造成的还要多。”[1]同样，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于1989年下结论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将要到来。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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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0.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记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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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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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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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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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余留的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毁掉，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们已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定为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和消灭）它。由此可见，人类已俨然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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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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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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