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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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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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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你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城，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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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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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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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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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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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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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7]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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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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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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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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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 1996）,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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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s, State of the World 1987, 1989（W. W. Norton, 1987-1989）, pp. 19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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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MIT Press, 1983）, pp. 114-115，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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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 Cousteau, “Consumer Society Is the Enem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 1996）,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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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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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 p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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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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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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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以下章节开篇的引语是引自下列作者和出版商的作品，在此谨表示真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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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语引自Clyde Kluckholn, Mirror for Man（New York：McGraw-Hill, 1949）,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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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引语引自R. J. Braidwood，“Near Eastern Prehistory”, Science, vol. 127（June 20, 1958）, 1419—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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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引语引自Robert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1962 by Max Leclerc et Cie, Prop. of Librairie Armand Colin and © 1966 trans. By J. M. Dent & Sons, Ltd., and published in 1967 by M. Evans and Co., Inc., New York, by arrangement with J. M. Dent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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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引语引自Lynn White, Jr., “Tibet, India, and Malaya as Sources of Western Medieval Techno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April 1960）, 515,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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