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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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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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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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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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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质上是西汉时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汉武帝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帝国的资源耗损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里，各种预兆也被解释为上天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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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3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个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继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汉皇帝的一位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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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公元25—220年）的历史基本上与西汉相同。在两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大规模起义爆发了，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像。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造为家堡，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衰落，城市相应缩小。公元220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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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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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关于中国的通史是E. O. Reischauer和J. K. 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 C. O. 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W. Rodzinsi所著的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5）。如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细节，可参阅正在出版的十卷本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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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一手资料的汇编可以参阅W. T. de Bary等所编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描述最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的书有H. G. Creel所著的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John Day出版社，1949）；以及A. Waley所著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llen & Unwin出版社，1938）。关于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参阅M. Loewe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utnam出版社，1968）和J. Gernet所著的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最后，还可看J. Spence所著的消遣性作品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Knopf出版社，1974），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1661年以来中国皇帝的作品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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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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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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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洛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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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古典文明在3世纪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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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得以幸免；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此，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反讽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旨在分析为什么古典文明会衰落，以及为什么西方会是一个例外——它渐渐开创了一条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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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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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诸古典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它们的生产技术相对停滞不前，而这又使生产率低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描述了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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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至近代初期，技术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是，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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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看法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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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而且即便那时，水磨也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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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能将古典文明从其生产技术的昏睡状态中唤醒。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希腊火”（公元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诸古老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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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是，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这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前所述，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两个佳例，对此我们掌握了较多的信息。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的周期性。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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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记，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拉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数量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支撑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个中世纪王国像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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