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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是，技术却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从建造金字塔、通灵塔、大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了需要有效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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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编纂的《罗马法汇编》早期手稿中的一页。这一页画的是一位蛮族国王、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这样一部法规汇编有助于保存罗马法中的各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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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进行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制造出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样在这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起石柱的机械，并说：“让我为普通百姓提供点食物吧！”尽管这种情感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却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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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一名中国贵族的长指甲，他把指甲蓄得这样长只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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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毫无高贵可言，对性格的完美是不利的。”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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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充足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绝不是一个为庸常所需而制造工具的手艺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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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因此，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又缺乏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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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兴亡的模式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迥然不同。W. W. 罗斯托在以下这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诸农业文明所具有的这一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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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确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认识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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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或葬礼上。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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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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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蛮族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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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入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2千纪使用青铜和铁制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世纪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见地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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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9 欧亚大陆的蛮族入侵（公元4—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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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的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四章第四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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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文明中心和周围游牧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长，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因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诸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这种新的军事力量就会被釆用。入侵还常常是一系列爆炸性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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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攻击；突厥——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除了时常遭受周围蛮族的进攻外，还遭受沿线各民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京人和突厥——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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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和入侵者成分一样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汉帝国灭亡。接着，出现了三个独立的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的权臣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即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的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至南京，从那里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为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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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后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在政治、文化和种族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能够吸收并同化游牧民而不用经历根本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躲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因而，北方的部分野蛮化因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而被抵消，从而，为中国从北到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样，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具有同汉代时一样的独特中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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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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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至6世纪间，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被蛮族入侵者所践踏。在以下节选的文章中，中国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汉帝国的匈奴游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