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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居住在北方，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饲养各种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居多；诸如骆驼和驴之类的其他动物，数量相对少些。他们经常迁徙，去寻找水和牧草；他们没有城市、住宅或农田。不过，土地却在不同的部落群体之间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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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没有任何书面语言，因而所有的协定或承诺均由口头做出。小孩子们学习骑羊、射鸟和射松鼠。当他们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射狐狸和兔子。肉类而非谷物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都是技术高超的弓箭手和各自部落的骑兵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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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当日子相对好过时，匈奴人靠照料牧群谋生，并通过捕猎来扩大牧群。当生活较为艰难时，所有的男子就学习打仗的本领，积极准备发动进攻。可以说，这就是匈奴人的天性。如果敌人相距较远，他们便使用弓和箭，如果敌人近在咫尺，则改用刀和矛。当他们确信会获胜时，便发动进攻，但如果他们认为战况于自己不利，便逃之夭夭而不以为耻。他们总是唯利是图，不懂得讲究诚信和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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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王到普通百姓，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动物肉类为食，以动物毛皮为衣，将动物毛皮改制成服装。年轻强壮的人享有吃最好食物的优先权，而上了年纪的人只能吃一些残羹剩菜。他们高度评价年轻和力量，轻视年老和虚弱。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娶其继母为妻。同样，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其嫂子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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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统治者）清早要朝拜东升的旭日，傍晚要膜拜月亮。在座位的安排上，坐在左边、面朝北方的人最受尊重。死者被埋入棺中，并陪葬以金、银和衣物。但是，坟墓上不用树作标志，送葬者也不穿丧服。一旦单于驾崩，大约100名宠臣和爱妾将被处死，好让他们的灵魂伴随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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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战斗中，匈奴人仔细观察月亮的大小。当月亮大而亮时，他们就发起进攻，当月亮小而暗时，他们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就会被奖赏一杯酒，外加他从被杀者那里获得的任何有形的财产。如果他俘获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俘虏就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在战场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为自己的物质目标而勇敢地作战，他们就像饥饿的兀鹫一样向自己的物质目标汇聚。不过，如果遭到挫折，他们又像流云一样迅速散开。他们最得意的战略是先把敌人诱入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后将其包围。战斗之后，将死亡战友尸体带回家的战士将继承死者所有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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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Dun J. L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D.Van Nostrand, 1967）, pp. 211—213.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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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不过，5世纪时，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了解得很少，只知道阶段性的入侵仍在继续。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其普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其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其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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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其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印度尽管经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它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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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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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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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巨变，而不是调整。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沟通。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反对他们共同的仇敌一样，相互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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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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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耳曼部落，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来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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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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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部落中的妇女们比起罗马帝国中的妇女们，其处境要好得多。塔西佗提到，日耳曼妇女继承并控制财产，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都享有和丈夫不相上下的地位。“据传说，妇女们使已经动摇和屈服的［日耳曼］军队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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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还提到，日耳曼妇女积极参与部落事务。“人们甚至还相信女性具有某种预知未来的神力，从不会轻视她们的意见，也不会认为她们的答复不很重要。”[5]因此，日耳曼部落中妇女的境况比同时代罗马妇女和后来中世纪妇女的境况要好，因为罗马妇女被限制在家庭中，而中世纪妇女则须按照基督教教义，做到虔诚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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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匈奴时期中亚的赤陶塑像：骑马人。这尊塑像系巴黎的私人藏品，表现的可能就是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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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调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同时出于无奈，还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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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是由令人胆寒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的，欧洲人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可怕的外貌以及精心设计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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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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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是其他游牧民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并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在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但不久之后，洗劫罗马城的事件又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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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方幸免于难。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是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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