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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不复存在后,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在沙皇帝国追随拜占庭以后,直到它灭亡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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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拜占庭文明因其历史作用和成就而格外令人瞩目。不过,拜占庭的确缺乏古典雅典的生气和荣耀,即便比较起来,雅典在面积和存续时间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在于,拜占庭所起的作用按恰当的词意来说,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然而,事实依然是,它的命运注定是守旧而不是创新。它一出生就已是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生活在过去的权势和荣耀的阴影中,一直试图维持或恢复这种权势和荣耀。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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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第一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又存在了近1000年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5世纪至11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是原始的、无足轻重的。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正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正在为一个新文明奠定基础,而拜占庭却在靠其辉煌的、然又令人无法忍受的遗产生存。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能随着其经济的繁荣、民族君主政体的兴起、思想见识的更新和扩张主义的强有力而稳步前进的原因;西方的扩张主义先是体现在地方性的十字军东征中,后又表现在最终于数世纪内导致全球霸权的海外拓殖中。因此,对比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后来的这些世纪中,拜占庭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束缚,故而成为一个过时的落伍国家;这一落伍国家进行着一场英勇的但却注定是牵制性的战斗,直到其1453年声誉扫地、不可避免地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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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全面研究拜占庭的史书是G. Ostrogorsky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Rutgers University出版社,1957): 最好的简述性史书是S. Vryonis, Jr. 所著的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67)。后一本书的作者还著有关于拜占庭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的权威性著作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关于拜占庭人、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与基辅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各个方面,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另一本讨论了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标准性著作是A. A. Vasiliev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um Empire, 2 vols(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58)。集中对国家、基督教和拜占庭思想进行考察的简短概论是D. A. Miller所著的The Byzantine Tradi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66)。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其他阶段,见D. T. Rice所著的Byzantine Art (Penguin出版社,1961)和A. Grabar所著的Byzantine Painting(World出版社,1953)。最后,主要材料的来源是D. J. Geanakoplos所著的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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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G. L. Seidler,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World(Pergamon Press, 1968), pp.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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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 Vryonis, Jr., 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pp. 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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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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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有五乐(一乐生中国,二乐为男子,三乐为士人,四乐为太平,五乐闻道义),居洛有五喜(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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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理学家,1011—10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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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见第八章第三至五节)。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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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比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中国社会在这1000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中国是如此成功和舒适,以致它虽未完全停滞不前,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不过,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自己的技术成就、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最终导致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动力。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尽管结局如此,但我们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贡献,引领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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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朝和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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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581—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8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王朝便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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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直道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竭尽全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来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致应对这一事业负责的隋炀帝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损害了自己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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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缢死。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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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的帝国能与唐朝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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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便有可能进行对外征服。早先,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分裂的办法,即实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不过,“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势力、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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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之前隋朝已恢复汉朝在竞争性统考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征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基本信条,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而拒绝采纳西方通过改变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典型方式。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在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考生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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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 一尊塑于隋朝初期的立于莲花基座上的立佛像。这帧作品由砂石雕成,且有着色痕迹(现存中国山西省天龙山,规格为68.5×17.8×15.2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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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事务。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到文章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上。最终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一方面,这一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1905年,它最终被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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