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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6世纪的中国粗陶塑像，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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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这段短暂时期外，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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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和忠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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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它还从根本上促成了理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念和依靠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和拉拢寺院和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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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唐朝（618—907年）坐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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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控制的企图失败了，最后，政府采取了彻底迫害的政策。佛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完全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迫害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就如同西方类似形势下发生的情况一样。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最终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没像基督教改造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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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在损害农民的情况下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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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唐朝皇帝唐太宗（598—649年）墓中的浮雕：飒露紫（昭陵六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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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又设法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中官员的无能和富有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州发生叛乱。朝廷谋取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种“野蛮”民族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他们无视朝廷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王朝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斗争。结果，907年，一个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960—1279年）和唐朝都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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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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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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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是，他惨遭失败，所以他的继承者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前往西方的陆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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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使宋朝易受游牧民的入侵。虽然“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他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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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地，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们的严厉谴责。虽然这种批评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制和发行大批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九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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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用木版印刷的《汉书》（汉朝的历史）的书页。印制于1208年至1224年间。这本书是宋版印刷的最好范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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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世纪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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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贸易量也随着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上升。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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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更是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在亚洲诸海中活动的伟大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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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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