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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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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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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宋的统治仅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但这一个半世纪却相对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则由金统治，其建立者为满族的祖先。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抵御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没有意识到蒙古人的极有害的力量，反而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去援助蒙古人。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以入侵中国南部相报复。由于蒙古人忙于侵占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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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未因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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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石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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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背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将他们与其臣民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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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有意雇用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他们所不信任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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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外籍官员的数量之多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已使政府的文职机关变成一个国际官僚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在内的各种外国宗教表示不满（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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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东北平原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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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忽必烈狩猎图。身着白色毛皮外衣的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武士一起在狩猎。注意画面上山后的骆驼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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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商人带多少银子到中国去，中国的君主将统统拿去，存入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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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是，铁穆耳死得很早，他之后的皇帝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明朝建立，一直统治到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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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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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少有的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理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那时，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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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30—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由于对这两者都不满意，他转而又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非凡的综合才能，他做出了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解释，一种更令人满意、更切合他那个时代的解释。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疏忽和教育有缺陷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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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很快将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入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融入理学。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无所不包、令人信服的思想，进一步阻止了哲学的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外来的前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对世人来说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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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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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理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同时占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稀缺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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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新到一个省份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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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的中国是由官僚和贵族——如果能对这两者作富有意义的区分的话——共同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为此而合作。较早时候的一些王朝偶尔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小心地避免向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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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起来，发人深省、颇有意义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一个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正如下章将提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这种自治权。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如第八章第五节所述，在于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1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在理学的一些观念的支持下，能消减或减弱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文明；在这一文明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是被埋没，而是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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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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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T.T. 梅多斯，根据第一手观察资料做出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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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作为同一个民族，其历史空前悠久，人口不断增长……其真正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信条和一种制度……这三个信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