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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 一位现代非洲画家绘制的非洲传统农业技术图。图的前景左侧是两位妇女正在一个大石臼里碾米，而远处的男人们正在锄地和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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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技术进步使这块大陆的种族成分受到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接近的黑种人，而不是不易接近的桑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桑人和布须曼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与人口稀少的桑人狩猎者的一种共生关系。公元600年至900年间，他们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在损害桑人的情况下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桑人和俾格米人一起非常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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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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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00年前撒哈拉干涸成沙漠以前，这片地区曾支持了一个畜牧社会，这里放牧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和牛。这里的人们用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来打鱼和放牧；这些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如今已在古代遗迹中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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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何时开始种植作物，但我们的确知道，农业系统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供养了拥有广阔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众多村庄居民。市场和贸易中心有助于产生非洲文化，如诺克、贝宁、加纳、马里以及苏丹和东非的其他王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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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非洲诸民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其他地方人们中的情况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虽然农业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前后出现在埃及，但是，用于大面积采集的整套工具和粮食作物的出现却可以追溯到1.8万年前。有证据表明，这些整套工具是非洲的，而不是近东的。埃及的考古证据表明，6500年前该地区最早的农夫也放牧绵羊、山羊和牛，并在凉爽的季节种植诸如大麦、双粒小麦、亚麻、小扁豆和鹰嘴豆之类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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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森林地区，也有证据表明那里很早就驯化诸如油棕、豇豆和薯蓣之类的作物。这种驯化并不表明这些作物是外来的。例如，在热带大草原地区培育的水稻就被认为是当地原产的。此外，在埃塞俄比亚培育的大多数作物都是非洲本地的，没有从外地引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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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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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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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曾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影响，后者在公元7世纪侵占整个北非，然后以商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东海岸扩张。从这些沿海的基地开始，伊斯兰教对非洲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影响最明显的是体现于生活的外表——姓名、服饰、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等。此外，它也表现在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上，农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因与外界更为广泛的交往引起的；例如，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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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坐落于廷巴克图的迪京格热伯（Djinguereber）清真寺。这座由泥土和木头建成的建筑是一座具有典型的苏丹西部风格的清真寺。清真寺独特的塔楼是伊斯兰教存在的象征。它证明伊斯兰教曾经由陆上商路传到中非和西非的廷巴克图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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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关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的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灵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苏丹和北非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很有利，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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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贸易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从今天津巴布韦所在的地域收购象牙、奴隶和黄金，从加丹加收购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地中海使北非与中东和欧洲诸民族之间长达好几个世纪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同样，印度洋使东非与中东、印度、东南亚甚至远东诸民族之间类似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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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些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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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辽阔，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皇权拴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皇权服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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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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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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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征服给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以新的推动力，并使这一贸易与伊斯兰世界连在一起；伊斯兰世界的货币制度依赖黄金。最早与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加纳帝国（约公元400—1200年）（见地图16）。这一帝国由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草原上的、操索宁克语的非洲人建立。虽然我们不知道加纳帝国建立的确切日期，但早在公元5世纪时它便已存在。加纳帝国的名声远远超出撒哈拉地区，并远播到巴格达。曾在位于该城的阿巴斯哈里发宫廷中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尔法扎里，将加纳描述成“黄金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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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6 非洲大陆的帝国和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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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帝国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国王控制了帝国的贸易，并在王国中执行审判。尽管有穆斯林的存在，但国王仍坚持自己祖先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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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中叶加纳帝国达到鼎盛阶段，接着便开始衰落。宗教冲突和毁灭性的战争中断了帝国的贸易活动。快到12世纪末时，加纳又失去了对金矿开采区的控制。此外，这一地区诸如沙漠化和过度放牧之类的环境因素，也迫使农民和商人分散开来，向更为适宜的地区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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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加纳帝国的衰落，它让位于马里帝国（约1235—1670年）。马里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和声望靠的是两位能干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12—1337年在位）和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年在位）。在曼萨·穆萨的宫廷，伊斯兰教的地位已很稳固。马里的名声在1324年曼萨·穆萨到麦加去朝圣之后传播开来。朝圣途中，曼萨·穆萨四下赠送黄金和大量礼物。路过埃及时，他散发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致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将他的访问记载为1324年埃及最重要的事件。朝圣归来时，曼萨·穆萨随身带回了虔诚的学者和传教士。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就这样成为重要的教育中心。曼萨·穆萨归来后通过更诚笃地信奉穆斯林的宗教，来纯化伊斯兰教。尽管马里取得了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就，但由于内部政治问题和外来攻击，它还是开始衰落。苏丹西部诸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是桑海帝国（1350—1591年）。该帝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除了它地处肥沃的苏丹草原这一地理位置外，还有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都促成了这一王国的兴起。此外，王国坐落在尼日尔河两岸，也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桑海发展成为帝国时，它的人民被划分成三个专门职业阶级：索库人（通常是渔民）、杜尔人（通常是农民）和戈人或加比比人（通常是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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