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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勃鲁盖尔表现西班牙士兵残酷屠戮妇女儿童的《无辜平民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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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识字的人比东南欧地区的人更普遍，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的影响特别大。大量的印刷品自然引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焦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爆发的宗教和王朝战争。印刷制品还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文学流派的发展。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同样，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和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戏剧奠定了英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在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年）以其小说《堂·吉诃德》也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法国，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和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些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1653年法兰西学院建立时无疑得到了承认，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正式规定民族语言的词汇和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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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很明显，对人的重新强调和对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强调，显然比之前的中世纪的观点更能导致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夸大，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限制。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对美学和哲学精神的重视更甚于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某些思想方式。他们坚持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其他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仍然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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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文艺复兴时代印刷品的一页。印刷制品使得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比《圣经》更能激发人们的思想。随着1454年古登堡版《圣经》的发行，学者们能得到可靠的和标准的《圣经》，因此能对《圣经》进行讨论和争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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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海外扩张的先驱者绝对不是“文艺复兴人”。例如，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代的人描述为一个刚硬、虔诚、具有骑士品格的苦行者，而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尽管亨利是水手和地图绘制者的慷慨资助者，但他对学术和艺术并不感兴趣。据说，他资助萨格雷斯一所天文和数学学校的故事也是虚构的。因此，“新知识视线”迅速扩大的刺激作用，并不说明1500年以前欧洲向外扩张的根源，更多的是说明1600年以后知识爆炸所提供的推动力和不可抗力。的确，欧洲的扩张就其本身而言十分重要。事实仍然是西欧有一个知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个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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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强调神学、法学、修辞学，从而牺牲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也完全没有兴趣了解西方正发生的一切。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教给他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常常会有一位极富远见的人警告人们留意这张将奥斯曼帝国与临近基督教世界分离开来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卡提比·舍勒比——17世纪上半叶土耳其著名的书志编纂家、百科全书作家和历史学家。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这恰恰就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使他免受了当时那种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对肤浅的、专业分类过细的穆斯林神学的专门研究。他的自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能接受西方知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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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比的作品之一是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此书是他根据1656年奥斯曼舰队在海上遭遇的一次惨败而编写的。在该书的前言中，舍勒比强调了掌握地理科学和绘制地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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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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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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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比明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舍勒比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告诫他的同胞，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土耳其人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像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用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代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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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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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国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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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一词像“文艺复兴”一词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马丁·路德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一个革命家，被迫用他的基本信念的道理反对和抵抗罗马教会的基本理论。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弊病做出的反应，其中包括：许多传教士的文盲状况、有些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对宗教场所的出售、（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许和（免除罪恶的）豁免。这些弊病很容易激怒人们，但它们只是新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的确，当宗教改革开始时，教会内部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尝试，以改变这些情况。为了解释这一打破一体化的古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变动，有必要透过这些弊病去考察某些已建立了数世纪之久的历史力量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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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因素是，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当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这一逮捕之后，是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不得已从属于法国势力。对教皇的威信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教会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早些时候的异教徒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后者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但是一个世纪后，当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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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还有其政治因素，如北欧国家中民族观念的增强和与此相关的各国“新君主”的出现。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作外国人，他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后力量——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的巨大地产十分不满。经济上的争夺和前面提到的政治因素一起将在以下章节中作更详细的阐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和国家君主的利益，导致他们觊觎教会巨大的地产和各种金银珠宝、艺术作品和豪华家具等巨额的可动产财富。同样让人垂涎的是以什一税的形式从各个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的税收，出售教会财产获得的资金，大量的诉讼费、特许费和豁免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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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胡斯被送上康斯坦茨的火刑柱时的画像。执行死刑后，他的骨灰被撒入了莱茵河，以避免其追随者将它作为遗物收藏。这幅钢笔画出自乌尔里希·冯·李赫特尔的《康斯坦茨会议纪事》（约1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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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力量的这一结合最初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因为当时这里聚集了一百多个公国——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县城和公爵领地——它们的统治者太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在德国引起宗教改革的这些赎罪券承诺赦免“你所有的罪恶、犯罪和放纵，不管这些罪孽有多大……因此，当你死的时候，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快乐的天堂之门将被打开……”正是在反对这种“不受约束地宣扬赦罪”的过程中，当时还是维滕贝格大学牧师的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的大多数主张并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确表明，“上帝之语”并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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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马丁·路德和维滕贝格改革派与萨克森的选帝侯约翰·弗雷德里克（1532—1547年）在一起，此画约作于1543年。左边第一个为路德，前排右边第一个为菲利普·梅兰希通（此油画作者为小卢克斯·克瑞雷奇，1515—1586年，德国人。规格为27-5/8×15-5/8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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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利奥十世把此事当作“修士们间的争吵”来处理，但那些论文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被印出来，广为传播。公众的热烈反应表明，路德的论纲表达了全国民众深感不满的心声。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使得路德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以信仰为核心的基本学说的革命含义——教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并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1520年12月，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宣扬早些时候的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异端学说是“最信基督教”的教义，并将教皇的驱逐训令烧毁；次年，他被召唤出席在沃尔姆斯召开的皇家议会。路德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或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了谴责这个顽固修士为异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在他的城堡为路德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胡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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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流放地，随后几年路德忙于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和创建德国独立的教会。国王查理五世由于卷入了与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无暇来彻底消灭这一正在传播的异端学说。到1546年，他刚从战争事务中脱身，便开始镇压信奉路德教的王公以恢复教会的统一。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教皇的鼓励，并为他提供了资金和军队。但是，路德派教徒在施马尔卡尔迪克聚集起来，并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的支持，该国王更关心他的王朝而不是宗教。双方的斗争毫无结果地拖延着，直到签署《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才告结束，该和约赋予德国国王选择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并将其强加于他们的臣民的权力。这样，德国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大致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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