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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0 1500年的造船术——一个加强欧洲扩张的技术进步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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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学者、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他们还应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收缩，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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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的海外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这些进步紧密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指南针，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指南针的。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还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就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止一个。虽然用沙漏可以大致估算时间，但要精确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图是最早颇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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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诸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时，他们具有一个先决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且具有强大的火力。新火炮长5英尺至12英尺，能发射重达5磅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同样重量的铁丸，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设装备40门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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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熟练技术工人是中世纪城市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图展现了佛罗伦萨一家工厂铸造大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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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给了欧洲人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诸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武装自己的船只，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架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东方人的设计早已过时。因此，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胜利之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无人挑战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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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世界海风气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信风向西航行，并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同样，达·伽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了解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到1522年继欧洲人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之后、麦哲伦的船只回到西班牙时，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风气流系统都已为欧洲人所知晓。现在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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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造船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掌握大气环流的规律之后，欧洲人便能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横跨大西洋，获取美洲新大陆的财富了。当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亚半岛一样伸入大西洋，但是，数世纪以来，西非的贸易一直是直接向北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来进行的。东非的索法拉港口也进行海外贸易，但这种贸易自然只是向东跨越邻近的印度洋来进行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航海的出发点）离美洲还要远3000英里，中国就更远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几个因素一起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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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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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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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因素都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正是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纪欧洲银的储量增加了两倍，金的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大陆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因众多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前面提到的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极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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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发展中的城市或东部边疆开垦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有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支付地租，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农奴则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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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工艺、定价和交易等做法都有严格规定，它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以牺牲同行来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随着企业家的出现被破坏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靠计件工资从事劳动的手艺人。这种“外包”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支付原材料和人力费用上尽力压低价格，而在出售产品时则尽可能抬高价格，以确保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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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的改变不仅是因为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而且还因为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以及银行和信用票据的发展。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都纷纷仿效。早在12世纪时，意大利便已出现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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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科西莫·迪·美第奇（1389—1464年），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都是该城最富有的人和最成功的政治家。该画像由本托姆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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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欧洲所发生的，是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即今天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心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通过利用大量的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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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中世纪早期，货币还处于边缘，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晚期，它已为欧洲日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概括成一句话：“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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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伴银行家们需要有向贷款收取利息的自由。但是，中世纪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是一种道德罪恶，“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不过，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正恳求承认“适度的、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改变很快就让位于这种犬儒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正是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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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跨国公司。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个人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无需相识，无需彼此信赖，也无需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由于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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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虽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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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早期主宰了世界的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则中找到：利润或死亡。为了逃避死亡，数世纪以来，资本家们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如果要工人们活着、健康、从事生产，显然必须给他们最低的工资保障。第二种改进技术的战略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经济，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能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市场渗透到中东和远东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且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广告词：“好到吮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