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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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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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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君主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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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新君主”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他们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只有民族君主拥有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为此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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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主的另一个动力之源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们从商人阶级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为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帮助市民们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它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这么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对企业主来说，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日益完善的皇家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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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政体一样，新君主们自然也有他们的辩护者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在《君主论》一书中，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者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抵制任何道德的制约，阐明了政治与宗教和哲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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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君主们执行以《君主论》的观念为基础的战略，必然会与欧洲的两大机构——教会和帝国——发生冲突。通过联姻引起轰动性的西班牙王朝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一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联姻的结晶——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的公爵领地和蒂罗尔州）。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将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留给了他。为了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君主，查理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反对。这样，在19岁时，查理五世便成为7个世纪前查理曼帝国解体以来治下领土最大的一位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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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西欧世界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国际机构下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特别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是一系列半宗教半王朝的长期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更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一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于军纪涣散、常常拿不到军饷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城市和乡村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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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未能维持很久，但它们总的影响是明确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人们根据外交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原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开始了一个由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一个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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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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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历史主要由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后在20世纪中欧洲诸帝国的解体所主导。欧洲重大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种历史力量——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的增长、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的产物。正是这些欧洲君主国向合股公司发放了特许状并支持他们——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他们的皇家海军。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就为哥伦布和达·伽马提供了他们取得这些成就所必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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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见地图20）。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明朝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约2.8万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而最大的船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玛丽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玛丽亚号”又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到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佛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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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0 15 世纪早期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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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宣德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互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会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则完全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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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中国台湾一座古堡中的壁画，描绘的是郑成功横渡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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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欧洲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一种牟利的欲望和机会。西欧的这种独特性在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1618年时，张燮写道：“如果和那些蛮族人接触，你就像摸摸蜗牛的左角，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唯一真正应该担心的事情是掌握应对海上风浪的方法，最可怕的危险是那些渴望利润且贪得无厌的想法。”[4]与此相反，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则在1685年吹嘘道：“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得到从索法拉到日本的 5000 里格的广大土地上的一切东西，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占领或不想控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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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结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面向海外的天生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再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改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关闭。不过，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虽然这种情况对牟取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缝隙喂养的巨人”[6]。但是，这个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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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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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社会变成扩张主义的原因做出总体阐述的著作有：E. L. 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 E. R. Wolf所著的Eru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2）；M. Beaud所著的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83）；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J. Baechlev, J. A. Hall 和M. Mann编辑的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Basil Blackwell出版社，1987）和F. Braudel所著的重要的三卷本研究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81—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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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早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做出分析的著作有：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1—1963）前三卷；B. H. S. van Bath所著的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F. Braudel所著的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Harper & Row出版社，1973）和H. I. Miskimin所著的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9）。分析这一时期欧洲技术进步的研究有：L. White, Jr. 所著的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和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MIT出版社，1968）；还有C. M. Cipolla所著的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Pelican出版社，1969）和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Pelican出版社，1970），后者主要论述枪支、帆船和钟表。下列经典著作对欧洲经济和技术的变化作了引起争论的阐述: R. H. Tawney所著的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Mentor出版社，1926）；M. Weber所著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Scribner’s出版社，1948）和较近期出版的A. O. Hirschman所著的The Passion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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