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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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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与19世纪的欧洲统治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尽管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大块大陆的内地。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几个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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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整体。震撼欧洲的著名的七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牢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却仅拥有少数飞地，在远东，他们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是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也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专横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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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来说，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瞪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战利品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褊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以后各章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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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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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近代早期欧洲扩张的普遍影响的著作有：I. Wallerstein所著的多卷本The Modern World System（Academic出版社，1974ff.）；W. P. Webb所著的The Great Frontier（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2）；P. D. 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E. F. Frazier所著的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rn World（Knopf出版社，1957）；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和C. Ponting所著的、论述生态影响的著作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St. Martin’s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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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详细地论述欧洲影响的著作有：E. Reynolds所著的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出版社，1985）；S. J.和B. H. Stein所著的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S. W. Mintz所著的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Viking出版社，1985）；A. W. Crosby，Jr.所著的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enwood出版公司，1972）和A. G. Price所著的The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Clarendon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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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相反的过程——海外扩张对欧洲的影响的著作有：F. D. Lach所著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J. E. Gillespie所著的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Vol. 91 in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1920）；A. I. Hallowell所著的“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IX（1957）, pp. 210-217；L. S. S. O’Maley编辑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A. Reichwein所著的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出版社，1925），和P. J. Marshall和G. Williams所著的The Great Map of Mankind：Perceptions 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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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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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F. Whyte,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Oxford University，1927）,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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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A. C. Wood,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1935）,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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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L. S. S. O’Malley，ed.,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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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Blount,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 in J. Pinkerton，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X（London，1808-1814）,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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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D. 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October 1945）, p.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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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ited by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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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ited by O’Malley, Modern India, p.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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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ited by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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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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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一年以前，没有冲突，因为全球的联系很少，更不用说全球的统一。成千上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之中。当最初的人类从其祖先发祥地——可能是在非洲——成扇形散居开来时，他们便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展，直到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定居时，他们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当首批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洲继续推进。他们以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数千年来，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甚至独特的体形。这一过程在全球继续，因此，直到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及全球。所有黑人都生活在非洲，所有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在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在东亚和美洲，所有澳大利亚种人都生活在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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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00年，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的统一。诸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了新的大陆。欧洲人在这一全球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在一起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在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他们还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开始被认为天生低劣。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被欧洲人而且被非欧洲人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它被认为几乎就是神授的，是事物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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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需要4个世纪（1500—1900年）建立其世界范围的支配地位。时间仅过去了50年，这种支配地位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快了速度。政治上的瓦解采取了帝国终结的形式。文化上的瓦解范围广泛得多，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非西方文化也不再被等同于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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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正受到直接的挑战，甚至受到抵制。1979年11月，当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时，西方记者向那些年轻的绑架者们书面提出了许多问题。后者集体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答复如下：“对殖民主义者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个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他们便能使该民族服从他们的统治。”这些绑架者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腐朽的家伙干什么？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受西方模式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我们的运动和革命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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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并不仅限于年轻的激进分子之中。许多持各种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现在也持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证论说，不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他抵制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导致一个自私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同样，他也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关系和国家活动，因此，它几乎不让个人选择，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由此断定：“每个民族的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彻底发挥自己才能的方法……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的面貌重新创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特殊情况的自己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战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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