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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并不令人奇怪。这种统治是历史的偏差，由诸情况的特有的结合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地区自治的力量如今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中觉醒，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正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主张独立的要求已威胁到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的脱离主义者。法国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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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政权。在伊朗，反对西方影响的民众起义与反对德黑兰的地方暴动——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发动的暴动——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伊朗所面临的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威胁都大得多。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戈尔巴乔夫放松控制、实行开放后，立即就有几十个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苏联为独联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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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相互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信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变得四分五裂。现代冲突的这种历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的居民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我们仍要面对这种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坚强起来，准备为未来而不是为过去背水一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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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的结果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事态已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看起来简单、明了。在亚洲各国人民成功地采纳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时刻，它绝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对抗的问题。同样，当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其计划经济和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时，这也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的问题。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破灭感，但这种破灭感又留下了一个真空：没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中国总理周恩来恰如其分地把这个时代描述为“天下大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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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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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isch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rev. ed.（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8）对反抗西方统治作了最好的概括。分析世界范围的对中央权力的各种挑战的著作有：L. Kohr所著的The Breakdown of Nations（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57）；D. Morris和K. Hess所著的Neighborhood Power：The New Localism（Beacon出版社，1975）；C. Bezold编辑的Anticipatory Democracy（兰登书屋，1978）；A. Amalrik所著的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Harper & Row出版社，1979）；H. C.d’Encausse所著的Decline of an Empire：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Newsweek，1979）和T. G. Verhelst所著的No Life Without Roots：Culture and Development（Zed Books出版社，1990），后者概括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全球性的抉择。Z. Brzezinski所著的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Scribner’s出版社，1993）是对“天下大乱”的最近的概述。A. Rashid所著的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Islam or Nationalism?（Zed Books出版社，1994）分析了中亚广大地区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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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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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1979. l 1979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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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R. Mehta, Beyond Marxism：Toward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New Delhi: Manohar，1978）,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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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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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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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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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63年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几乎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这一进程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国家建设和海外扩张（见第二十章）以前就已开始。上述这些引起了以三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锁反应；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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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特点是，它们在1763年以前就在扎实地进行着。英国内战即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也可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1]。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这就是在本编而不是在本书前面部分考察它们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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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三大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相互之间不断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也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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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欧洲三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以后，我们将在本卷第七编各章节中探索它们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如何使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对亚洲和大洋洲的支配成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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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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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500-1700）,” Economica（November，1929）, p.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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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C. E. Robinson, “The English Philosophi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Today, VI（February，1956）,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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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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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均降为都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替换……科学革命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显现，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时期的通常划分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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