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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权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保守和屈从，合乎政府意愿。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的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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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又一次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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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俄国与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著作有：D. W. Treadgold所著的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Vol. I，Russia，1472-1917（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3）；W. L. Blackwell所著的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1800-1860（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8）；T. H. Von Laue所著的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3）；M. Malia所著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From Peter the Great to Khrushchev（Whiley出版社，1964）和L. Hughes的最新研究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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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见G. V. Lantzeff和R. A. Pierce合著的Eastward to Empire：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McGill University出版社，1973）；E. E. Bacon所著的Central Asia Under Russian Rule：A Study in Cultural Change（Cornell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和S. Becher所著的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1865-1924（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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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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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二十九章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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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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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R. 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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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不同。诚然，卷入其中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集合体，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征服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集团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十八章中已提到，这个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一直以半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尽管有个别非穆斯林民族在服装、行为、居住区和税收上遭到不公平待遇，但是，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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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松散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须考虑各种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差异。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以基督教居民为主体的巴尔干半岛、穆斯林土耳其居民居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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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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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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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段时期充斥着苛政，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阐释并不符合实情。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是众多聚居的群体，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会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基督教臣民时遇到的麻烦并不比统治亚洲穆斯林臣民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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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负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未有过的信仰自由。然而，18世纪、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发生了剧变。这一时期中，由于奥斯曼的势力和实力已经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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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西欧对进口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反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个本土商人和海员阶层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于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尽可能少地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最后，商业和工业的兴起促进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在爱琴海群岛之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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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这时已变得腐败、无能。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国外，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许多人都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巴尔干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梦魇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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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对其同胞智识上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以本土语言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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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壮观场面印象极深。一个同时代希腊革命者的证言如下：“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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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古典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此外还深受匈牙利南部广大塞尔维亚新拓居地的影响。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提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而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社会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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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俄土战争——这幅19世纪的版画描绘的是骑马的哥萨克宫廷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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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才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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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8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瑙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刺激准备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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