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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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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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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并缺乏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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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互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对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晋升感兴趣）。当我们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土耳其人这种状况的意味也就十分明显了。土耳其人中没有这样一批商人，因而，他们中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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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这幅画描绘的是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作为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正对国王米兰一世宣誓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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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被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在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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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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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病夫”。为什么说它是病夫，这在英国商人和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士的下列记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描述了自己努力使卡拉奇的总督对开发项目感兴趣和总督给予否定答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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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我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寻找特许权的人，或一个代理商。我的生意的实质就是让东方人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从火柴到铁路的任何东西。我贿赂他们，让他们买我的商品；他们贿赂我，让我开出比我实际收到的数额更多的票据（这些票据是由奥斯曼政府支付的）。于是，我们双方都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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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开发”［我对他说］，“贵帝国的商业和物质资源，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督教徒将会支持你的帝国，把它作为他们繁荣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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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土耳其人”［总督回答说］，“不知道如何赚钱；我们只知道如何花钱。你想引入一种体制使基督教徒能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榨取所有的金钱，并据为己有。谁从铁路、港口和码头所有这些特权中获利了？法兰克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绝不会有一个穆斯林。你还记得我帮你修筑的从杜罗格莱德到莫罗伯利斯的铁路吗？法兰克人乘坐它去旅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卖票，最后，所有的钱都流到犹太人那里。但是，土耳其人要铁路做什么？土耳其人从中得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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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说，“就像特许权安排后流到您殿下口袋里的钱一样多”。但是，我忍住没有这样公开反驳，而是让总督继续说下去。“这个国家是一道汤，”他说，“每个人除了想喝它之外别无他求。我们以合适的、古老的方式用大勺子喝汤，你们在汤碗底上钻些小洞，用管子往外吸。然后，你们提议说，用勺子喝汤的做法不文明，应该废除。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没有钻洞，不明白用管子喝汤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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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殿下您肯定亲身体验了奥斯曼帝国从商业事业中得到的好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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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是用管子吸过，”总督说，“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用勺子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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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2nd ed.（Edward Arnold，1908）, pp.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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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1877年，奥斯曼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本图选自1877年4月14日的《伦敦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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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0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大学里，可以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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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该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路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约需1200万英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项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外国势力除去控制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其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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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实际上，这种打碎是由在西方学习过的土耳其军官实现的——在西方他们认识到阿卜杜拉·哈米德苏丹反对一切改革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1908年7月，这些军官威胁说，如果苏丹不接受宪法，他们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苏丹被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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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开凿苏伊士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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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军事领导人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图提倡忠于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苏丹，但是他们越是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越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使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前一直陷于混乱之中；1914年，土耳其人作出了加入同盟国的重大决定，这一决定预示着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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