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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的疆域，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万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万平方英里处在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49.6万平方英里由俄国统治，199.8万平方英里归英国统治，58.7万平方英里归荷兰统治，24.8万平方英里归法国统治，11.4万平方英里归美国统治，193平方英里的小块领土归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 16.1万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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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已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像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帝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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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400多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空前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为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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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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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察觉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欧洲不仅成了世界银行，而且已成为世界工厂。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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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海底铺设了51.6万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英里，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00英里。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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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现在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最后一段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芒托里实现对接。一个值得纪念的场景是，一颗由加利福尼亚纯金制成的道钉打进了铁路，它标志着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的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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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不出所料，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800年，欧洲宗主国的人均收入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3：1，而到1914年时则增加到约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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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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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永无满足的需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就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日益受全球经济波动的支配。而且，他们受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封闭、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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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入侵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识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和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下面这段回忆是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在1925年写下的，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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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的最初成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为它的新颖和奇特所迷惑。个体解放、个人见解取代传统权威、责任被置于习俗之上，所有这些以一种天启的方式，猛烈而突然地来到一个东方民族之前，而后者对法定义务的理解只限于远古惯例和本土传统的指令……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一俟时机成熟，反作用力就出现了，来得猛烈而突然。由于崇尚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把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悠久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中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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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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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也就有了“白人的负担”这一概念——这种说教用恪尽职守的理想主义罩衣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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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白人的负担——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弟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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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1899年一位英国诗人充满自信地写了“白人的负担”，1992年，一位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巴西尔·戴维森写了一本叫《黑人的负担》的书。他是在指欧洲人强加给殖民地人民、但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一些制度和惯例——这个“负担”是黑人的，而不是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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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的反省态度相反，在吉卜林的时代，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神定的统治者。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ndi），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的态度也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的错误行为，或者说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3]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工作”[4]。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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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几乎已瓜分完毕，它所剩余的地区也正在被切割、被征服、被殖民。想一想你在夜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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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罗德斯看起来似乎过于自信，但这是一种牢固地建立在西方技术优势基础上的自信。西方的技术继续以加速度发展，所以，当今商业领域的罗德斯后继者们甚至更加自信。花旗公司前董事长乔治·摩尔在1987年指出，在25年内，世界将由一小撮大金融机构统治，它们将在宇宙空间站设立总部，以避开政府的管制。罗德斯因无法到达这些星球而感到悲伤，但是，他的后继者现在则认为，这些星球不但可以到达，而且将成为他们的私人发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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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4 1857年的印度兵变是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且好战的社会威胁时用退却和逃避予以反应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