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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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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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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20年6月4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对世界历史来说，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是十分重要的，分别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以及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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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的组成有两个基本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对侵略的共同防御、将争端提交仲裁或调查争端，以及在仲裁之后三个月内避免战争。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由于这一目的，国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识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国联并未能维持和平，而正是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这一失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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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4 为了让土耳其退出战争，协约国支持阿拉伯人摆脱土耳其获得独立的努力。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代表包括帮助领导阿拉伯人造反的英国上校T.E.劳伦斯和中东地区的代表。照片中的人是：侯赛因国王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王子（前景）、T. E. 劳伦斯上校（中间那排右二）和巴格达的陆军准将努日·巴萨·萨义德（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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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明确提出，并通过各种和平条约而正式得到落实。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黑山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各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疆域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则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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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受到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数可观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还存在愤愤不平的抗议。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偏差，新边界却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见地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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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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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调停人通常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却绝对不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这种差别对待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纲领明确地阐述了应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当地居民的利益，应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正当要求，获得同等的重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决定着这些“利益”是什么，因而其结果也就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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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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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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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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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所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看上去要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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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一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日益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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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回报。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其全部对外投资。这一反转的趋势从美国所具有的新的金融实力中可以看出来。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但到1919年时，它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的许多工业区都已遭到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下，如雨后春笋般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工厂。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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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却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在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愤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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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这两位非欧洲人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许的狂热。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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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则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者和城乡冒着烟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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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欧洲的霸权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种主人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神定的有色人种统治者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显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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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苏俄工农红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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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刻的政治结果。但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美国黑人领袖W. E. B. 杜波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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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深肤色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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