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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许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著作有：G. F. Kennan所著的The Fateful Alliance：France，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antheon出版社，1984）；J. Joll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gman出版社，1985）和G. Barraclough所著的From Agadir to Armageddon：Anatomy of a Crisis（Holmes and Meier出版社，1981），后者强调了导致萨拉热窝事件的阿加迪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暗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广泛的意义，见H. Holborn所著的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Knopf出版社，1951）；M. Ferro所著的The Great War 1914-1918（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73）和J. Winter所著的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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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详尽地研究俄国革命的著作是E. H. Car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3 vol（Macmillan出版社，1953）。也可见H. Salisbury翻译的Black Night，White Snow：Russia’s Revolution，1905-1917（Doubleday出版社，1978）。文献资料有J. Bunyan和H. H. Fishe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18（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34）以及R. P. Browder和A. F. Kerensky所著的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1917，3 vols.（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也可见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P. Dukes所著的October a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9）分析了俄国革命对全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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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凡尔赛和约》，见A. J. Mayer的权威性研究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Knopf出版社，1967）；N. G. Levin，Jr.所著的、揭示性地分析美国的作用的著作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n’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和A. Walworth所著的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W. W. Norton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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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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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J. C. Adams, Flight in Winter（Princeton University，1942）,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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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ted by 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3（Doubleday，1922）, p.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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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Seymour，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 4（Houghton Mifflin，1928）, p.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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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ited by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Day，1953）,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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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R. Emerson and M. Kilson, “The American Dilemma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Rise of Africa and Negro America,” Daedalus, Vol. 94（Fall 1965）, p.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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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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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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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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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革命的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只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这些起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诸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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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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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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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恢宏、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便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新条约，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落后且被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外交活动。大战几年中，英国是大部分中东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推手，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表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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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之间的条约共有四个：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条约》、1916年4月26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和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这些条约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小亚细亚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分给俄国；小亚细亚西南地区分给意大利；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法及阿卡港口周围的飞地分给英国；叙利亚沿海和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的内地分给法国。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万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协议直接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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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5 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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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英国人便同阿拉伯领导人麦加王子埃米尔·侯赛因协商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战后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这一承诺与英国人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相冲突。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末期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反闪族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即犹太教《圣经》中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定居点。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趁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获得了成功：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对侯赛因的承诺和协约国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条约都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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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是签订了《色佛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根据该条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五年后，对士麦那地区的最后处置将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维埃俄国由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订的秘密条约，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君士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仍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将被解除军事管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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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款与过去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以致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彻底废除《色佛尔条约》，而阿拉伯人则也在经过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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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人格。他因在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停战后，他带头反对《色佛尔条约》。他愿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接受割让小亚细亚及放弃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凯末尔的计划。1920年4月，议会宣布罢黜苏丹——他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协约国囚犯——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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