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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合作而不是冲突是人类更本质的倾向的主张得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密西西比河畔小城奈奥塔的有力支持。1992年中西部发生洪水期间，驻扎在附近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的一队服刑黑人和西班牙毒贩被派往奈奥塔，加固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威胁的大堤。当他们到达这个小城时，其中一个犯人担心地提到：“看过多久会有人叫我们黑鬼？”几个月后，这个犯人注意到他的经验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等待，但它从未发生。”它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后，这些犯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感激。“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百事可乐，”其中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坐在阴凉处，喝他们的水管里的水。他们真是好人……他们给我们吃烤牛肉和鸡肉的晚餐。肉饼、苹果派，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们都感谢我们。”这次经历的意义对参与者起了作用，尽管在每小时一次的有关洪水水位的报道中媒体的确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向大堤扔沙袋时所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犯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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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在奈奥塔 吃得非常可口 他们每天让我吃两顿 现在，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噢，上帝，我们不许你发洪水 因为这里有许多爱 他们说在奈奥塔 人们非常善良 我们的皮肤虽然颜色不同 他们却没有放在心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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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想法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灾后清理的时刻便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该城的居民需要作出选择：是要更多的犯人还是一群学生志愿者。居民们一致的决定是选择犯人。因此，在短时期内，一群形形色色的中西部人能用相互发现和相互尊重取代过去的恐惧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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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水位上升迫使整个群落在一起工作，且这样做时能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转变才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进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机构逐步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迫使个人取代日益机能失调的体制。职责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权利和管理工作，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创造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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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21世纪的挑战在于超越丢弃“废物”的概念，转而采用以创新方法回收材料的观念。也许，当年装饮料的容器可能会成为来年时装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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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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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诸共和国的基层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就他们土地上普遍性的生态退化问题与克里姆林宫行政机关发生了冲突。环境保护主义者继续组织了一场有助于激发苏联的民主转变的运动。他们继续充满干劲，现在通过社会生态协会发挥作用，寻求继任者独联体对广泛的环境和人权问题承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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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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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广泛的公民运动是在努力将瑞典变成一个模范的可持续社会。在杰出科学家的支持下，市民的领导人正在寻求定义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他们的结论正以国王的一封信的形式分发给瑞典的每个家庭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的成员和瑞典的22家大公司都在参与这一举国上下的再评估和重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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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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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绿带运动”的妇女已建立了1500个基层托儿所，种植了1000多万棵树。她们的进取心鼓舞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开展同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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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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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山顶上是一个拥有140个居民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尼夫沙洛姆或瓦哈特阿尔萨拉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和平绿洲”的意思。这个村庄由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它有长长的等候加入的家庭名单，正在计划成立一所能教授如何处理冲突的大学。“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说道，“在这个国家是如此不现实。要传授这些知识，你需要一个像‘和平绿洲’这样的事实来表明现实的人们是可以实现和平与共存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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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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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正在掀起一场“自助”和“互助”运动。运动由这些人员构成：他们面临同样关注的问题或处于相同的境地，他们自发地需要情感的支持和实际的互助。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酗酒者互诫协会”的鼓舞，该协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两名互助戒酒的酗酒者创立。美国自助组织的成员数目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数目是500万到800万，80年代增加到1200万到1500万。这场运动包括“吸毒者互诫协会”“暴食者互诫协会”“阳痿者互诫协会”“神经症患者互诫协会”“抑郁症者互诫协会”“虐待者互诫协会”“性瘾者互诫协会”“同性恋互诫协会”“工作狂互诫协会”和许多其他类型。一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解释说：“人们想控制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们不能控制国际问题，但他们也许能控制街坊里的一个问题——抑郁症或哮喘病。人们不想仅仅是消费者，他们想成为社会的参与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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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的这种生气使人联想起托马斯·杰斐逊，他在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欢欣鼓舞地宣布：“所有的眼睛已经或者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18]毫无疑问，如果杰斐逊复活，他将惊讶地发现，在21世纪前夕，所有大陆的眼睛都在睁开，而不是少数西方国家；这些眼睛是所有阶级的眼睛，而不仅仅是极少数受过教育的有产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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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刚出现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各种潜力一起表明，现在，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自欺幻想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悲观预言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冷静地重新评价现有的做法和制度的时代，保留有用的、抛弃无用的。在中国，人们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人们抛弃过去的计划经济，但又试图维护过去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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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不只局限于使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调和。它还包含资本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强调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美国类型及强调福利国家与工人参与决策制定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自由市场和人民民主专政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还有苏联变动不居的不整合状态，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劝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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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沸腾的现象暗示着21世纪的巨大潜力以及巨大危险。缺少水晶球，历史学家就不能预测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带着理智的信心预测，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纪。无数可能中的哪一种将会实现将由人类决定——人类是聪明的物种，凭借着他的聪明，他是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产物。然而，创造力的才能并不能保证被创造物的价值，正如当前对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劣等的东西”的趋之若鹜所表明的。这种倾向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似乎会证实伯特兰·罗素的关于人类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的格言。针对这种可能的情况，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也说出了智慧之语：“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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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善良的人们不保持沉默而选择做一些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呢？这里也有当代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智慧之语来指导我们。爱因斯坦在晚年越来越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几个世纪前所断言的基本伦理的前提。对培根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样，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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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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