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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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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广泛的公民运动是在努力将瑞典变成一个模范的可持续社会。在杰出科学家的支持下，市民的领导人正在寻求定义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他们的结论正以国王的一封信的形式分发给瑞典的每个家庭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的成员和瑞典的22家大公司都在参与这一举国上下的再评估和重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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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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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绿带运动”的妇女已建立了1500个基层托儿所，种植了1000多万棵树。她们的进取心鼓舞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开展同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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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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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山顶上是一个拥有140个居民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尼夫沙洛姆或瓦哈特阿尔萨拉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和平绿洲”的意思。这个村庄由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它有长长的等候加入的家庭名单，正在计划成立一所能教授如何处理冲突的大学。“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说道，“在这个国家是如此不现实。要传授这些知识，你需要一个像‘和平绿洲’这样的事实来表明现实的人们是可以实现和平与共存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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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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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正在掀起一场“自助”和“互助”运动。运动由这些人员构成：他们面临同样关注的问题或处于相同的境地，他们自发地需要情感的支持和实际的互助。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酗酒者互诫协会”的鼓舞，该协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两名互助戒酒的酗酒者创立。美国自助组织的成员数目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数目是500万到800万，80年代增加到1200万到1500万。这场运动包括“吸毒者互诫协会”“暴食者互诫协会”“阳痿者互诫协会”“神经症患者互诫协会”“抑郁症者互诫协会”“虐待者互诫协会”“性瘾者互诫协会”“同性恋互诫协会”“工作狂互诫协会”和许多其他类型。一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解释说：“人们想控制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们不能控制国际问题，但他们也许能控制街坊里的一个问题——抑郁症或哮喘病。人们不想仅仅是消费者，他们想成为社会的参与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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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的这种生气使人联想起托马斯·杰斐逊，他在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欢欣鼓舞地宣布：“所有的眼睛已经或者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18]毫无疑问，如果杰斐逊复活，他将惊讶地发现，在21世纪前夕，所有大陆的眼睛都在睁开，而不是少数西方国家；这些眼睛是所有阶级的眼睛，而不仅仅是极少数受过教育的有产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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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刚出现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各种潜力一起表明，现在，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自欺幻想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悲观预言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冷静地重新评价现有的做法和制度的时代，保留有用的、抛弃无用的。在中国，人们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人们抛弃过去的计划经济，但又试图维护过去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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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不只局限于使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调和。它还包含资本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强调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美国类型及强调福利国家与工人参与决策制定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自由市场和人民民主专政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还有苏联变动不居的不整合状态，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劝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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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沸腾的现象暗示着21世纪的巨大潜力以及巨大危险。缺少水晶球，历史学家就不能预测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带着理智的信心预测，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纪。无数可能中的哪一种将会实现将由人类决定——人类是聪明的物种，凭借着他的聪明，他是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产物。然而，创造力的才能并不能保证被创造物的价值，正如当前对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劣等的东西”的趋之若鹜所表明的。这种倾向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似乎会证实伯特兰·罗素的关于人类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的格言。针对这种可能的情况，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也说出了智慧之语：“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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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善良的人们不保持沉默而选择做一些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呢？这里也有当代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智慧之语来指导我们。爱因斯坦在晚年越来越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几个世纪前所断言的基本伦理的前提。对培根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样，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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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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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所断言的基本伦理前提。爱因斯坦坚持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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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坚信他所提出的“造福”的可行性，坚决反对遗传预先注定人性的主张：“人类不应因其生理结构而注定自相残杀，或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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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类像爱因斯坦所坚持的那样，不是遗传上的自我毁灭，那么，他们飞速发展的技术却正在使他们遭受接连不断的社会问题。一个例子是不公平，因此，美国现在的头号杀手是过量饮食和肥胖症，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营养不良或饥饿。人性意义上的不公平下页这两张照片中得到了阐释。一张是在贫穷的苏丹，一个小女孩被一只秃鹫追踪，等待着当她不再能自卫时吃掉她；另一张是在美国，一个孩子正得到她母亲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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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一只秃鹫正盯着一个在苏丹大饥荒期间因饥饿而瘫倒在地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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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出生在舒适家庭中的孩子们不一定会充分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历史表明，虽然我们过去的成就光辉灿烂，但同时我们也几乎不能避免我们所能做的蠢行。当然由于我们的基因和技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自由地做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它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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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公平问题同样严重的是我们这个核时代的战争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1998年5月，当时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立即以眼还眼。南亚的核武器竞赛导致的危险遭到了世界范围的谴责。但是，这两个国家有关核试验的优点和缺点的激烈争论却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副产品，正如游行者手中挥动的标语牌上相互冲突的词句所显示的那样（见图317与图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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