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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航海与世界几大宗教传播之间的关系。16世纪欧洲海上贸易网络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将再一次呈现，这一次涉及的是不同文明间的宗教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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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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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又被称为“佛陀”［Buddha，即诚然世尊（the Enlightened One）］，他于公元前560年出生在一个与当今尼泊尔交界的印度北部城市。婚后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这促使他试图通过苦行和冥想来找寻精神上的顿悟。尽管出身贵族，在当时的印度种姓制度中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还是拒绝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和哲学信条，创立了托钵僧制度，用尽余生来传播新的教义，通过追寻最终的顿悟来消除欲望，即“涅槃”（Nirvana）。他卒于公元前486年，但是他的教义却远播至南亚和远东地区。佛教信徒的核心是男女僧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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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佛教是在印度教的宗教和社会信仰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支派。作为一个宗教术语，印度教可能涵盖了印度人所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集合，印度教既有内心的冥思、详尽的仪式，也有极端的苦行主义、纵欲主义、素食主义和曾经奉行的食人主义，更有万神殿供奉神灵和其他神圣之物，其著有《吠陀经》（the Vedas）之类的圣书，记载着神话故事和智慧文学。由于复杂的文化准则和精神标准，印度教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传教因素。佛教起初是印度教内部的改革运动。早期的皈依者来自印度北部的一些民族。虽然著名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8年）的统治者阿育王（Asoka）在他统治期间皈依佛教，但佛教的传播却与政治无关，而是更依赖于通往南亚和远东的陆路与海路这两条贸易航线。印度教随后不断发展变化以适应多样性社会的需要，并采纳了佛教哲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公元11至12世纪时，佛教在印度大规模地消失，一部分原因是穆斯林的征服，另一部分原因是印度教的复苏。佛教的追随者也采纳了印度教泛神论的权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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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播到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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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斯里兰卡传播，之后通过海路和陆路贸易航线传入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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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时，佛教就已经在锡兰发展起来。大部分僧伽罗人（Sinhalese），特别是统治阶层，成为佛教的主要追随者。他们资助僧侣，比如通过捐赠土地的税收，帮助抵制来自锡兰朱罗王朝（Chola Empire）的压力以及16至17世纪时来自强大的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入侵。虽然佛教在亚洲中部和东南部通过陆路接触的传播显而易见，但是中国的佛教传播却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公元4世纪和5世纪，佛教也正是从这里传播到了朝鲜。公元6世纪20年代，朝鲜的传教士们又把佛教带到了日本。公元587年，舒明天皇（629至641年在位）宣布佛教教义与当地神道教结合，随后摄政王厩户皇子[2]进一步发展推广佛教。公元7至8世纪时，日本律令时代的统治者尤其热衷于在社会各阶层倡导佛教。日本的精英阶层拥护佛教，并以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寻找合法的宗教外衣。19世纪时，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把佛教带到夏威夷，佛教从此在美国创立。欧洲也从南亚的传教士那里接触到了佛教，其中英国最为突出。英国在20世纪初就与锡兰有着密切的海上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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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强调实现个人的自我觉悟和精神拯救的能力。可以说，佛教吸引着日渐壮大的城市社群，尤其是那些定期在不同地区间航行的人们。这种吸引力部分是由于佛教本身对不断变化之社会结构的适应能力，这与早期印度教中的等级化的社会控制和从众性形成对比。可见一斑的是，不仅印度教，其他许多当地宗教也都使商人成了等级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佛教因此成了有进取心、社会变动性大的商人们更倾向选择的信仰。毫无疑问，阿育王的故事在当地的商业团体中广泛流传，但他们也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国家的统治者接受佛教一定会引起许多不同动机的改宗，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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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佛教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与不断发展的远距离海上贸易相联系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是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与其说是创造者，佛教或许更像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反应。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和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的南亚文明中，佛教中心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财富在工匠和商人中的积累。这也为他们布施和支持佛教发展提供了物质财富。接受来自不同职业的人的捐赠是佛教从早期时代开始就具有的特征。在印度，有许多佛教寺庙的遗址在其北部和德干东部的贸易港口被发掘。这些寺庙遗址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向聚集在一起的普通佛教徒展示更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这种趋势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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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事角度来说，早期佛教的发展中尤为有趣的是船员保护神的演变。这些神被称为菩萨。菩萨是即将成为佛的人，他们拥有从海怪手里或者海难中拯救船员的神力。菩萨的形象在公元3至4世纪的文稿中就有记载。雕刻上的文字材料和其他各类文献都有关于海上佛教徒信仰海神的描述。对于在海上历险的船员们来说，佛教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信仰。但是航海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佛教创立的地方，佛对商人或者船员从来也没有巨大的吸引力。佛教从来没有与某个特定的贸易网络有联系，也从来没有超出佛教徒参与的贸易网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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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中的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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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是佛教大乘菩萨，早期佛教的发展中将其视为海神，在向南亚、东南亚地区传播时，有些地区创造了鳌鱼观音、海岛观音、慈航观音等涉海神灵形象，这些神灵拥有从海怪手里或者海难中拯救船员的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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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海上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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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海洋的关系和基督教信仰本身一样古老。《圣经》中记载来自加利利海的渔夫们就是耶稣基督最早的门徒。我们可以猜测，耶稣吸引了他们或许是由于后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较边缘化，这是罗马帝国内所有渔民的显著特征。但是耶稣似乎并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渔民中找到追随者。尽管如此，基督教的传播还是具有显著的海洋因素，主要有招募渔民以及鱼类或渔业等与海洋相关事物的象征应用。海上旅程的便利无疑促进了圣保罗（约逝世于公元65年）于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教，虽然这位非犹太人使徒也没能躲过海难事故，在去往罗马接受审判的路上，他在马耳他遭遇了船舶失事。可以说，罗马境内的海上交流在维持基督教徒的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的前后都是这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近郊之外的基督教中心大多聚集在各贸易海港，如亚历山大里亚、昔兰尼（Cyrene）、莱普提斯（Leptis）、麦伽拉（Magna）、迦太基、马西利亚（Massilia，马赛旧称）和罗马。这些海港之间的海上旅行方便快捷。基督教组织之间可以在帝国内部交流诸多事务，如教义、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宗教的关注点。基督教慢慢超越罗马的国界，却一直保持着与海洋的互利关系。水手和商人的保护圣徒圣尼古拉斯，是公元4世纪利西亚沿海贸易城市米拉（Myra，即今土耳其南部的穆拉）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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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利海上的风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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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取材于《圣经》，描绘了耶稣和他最早的渔夫门徒乘船前往格拉森时的场景，他们在横渡加利利海时遭遇了风暴，惊恐的门徒叫醒耶稣，耶稣斥责风和海，风暴就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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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大西洋的海上贸易网络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例证或许就是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约385——461）的早期历险。他16岁时被爱尔兰海盗掳走并带回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在做了6年奴隶之后，设法获得自由，重返家园。据说当时他是沿着大不列颠西海岸乘坐一艘商船回到家中。约在公元435年，他回到爱尔兰成为主教并赢得了北部地区许多皈依基督教的教徒的尊崇。在这一意义上，他继续着圣帕拉迪乌斯（St Palladius）在爱尔兰南部发起的活动。圣帕拉迪乌斯曾是教皇西莱斯廷一世（Pope Celestine I，422——432）的使者，并曾经到苏格兰传教。5世纪时，关于格拉摩根郡(Glamorgan)兰特威特山［Llanilltydd Fawr，今兰特威特市（Llantwit Major）］修道院院长圣伊尔蒂德的传说和故事提到，圣伊尔蒂德曾带领几艘商船载着谷物来到布列塔尼（Brittany），帮助缓解了当地的饥荒。从6世纪末开始，基督教海上传教的任务之一是在西欧地区扩大影响。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年在位）派遣著名的传教士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逝世于604年）到达肯特（Kent）。在非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改宗过程中，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在爱尔兰附近的大西洋陷落带边缘，相对孤立的地区大部分保留了其基督教组织。在杰出的人物如科伦巴（Columba）和科伦巴努斯（Columbanus）的带领下，爱尔兰人越过海洋来到了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国。公元7世纪，传教士们从修道院聚集地如爱奥那（Iona）、林第法恩（Lindisfarne）、科尔迪岛（Caldy Islang）和吕克瑟伊（Luxeuil）出发，逐步实现了多数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所建王国的改宗。高卢的罗马教会从另一个方向远征到达英格兰南部。在法兰克教会的生活中，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使得英国人如卫利勃罗（Willibrord，658——739）、波尼法修（Boniface，680——754）和阿尔昆（Alcuin，735——804）起了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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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的改宗体现了航海贸易网络在基督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基督教徒力图把他们的信仰带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其早期传教基地之一是不来梅和汉堡之间相连的主教辖区。在那里，法兰克主教圣安科萨（St Anksar，801——865）经常冒险穿行于丹麦和瑞典之间，这里的国王布乔恩（Bjorn）和哈拉尔德·克拉克（Harald Klak）都支持基督教。安科萨竭尽全力推动了沿海城市的繁荣，如瑞典的比尔卡（Birka）、丹麦的赫德比（Hedeby）和里贝（Ribe）。这里出现了世界性的商业圈，为基督教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许多基督教堂在这里建造并为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成功也是喜忧参半的，部分原因是多个非基督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不同态度，他们在意其臣民与一神论基督教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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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流的某种不同在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Oláf Tryggvason，995至1000年在位）传播福音的努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不满足通过一己之改宗来鼓励人们皈依基督教，10世纪末，他派遣了多个传教士到达冰岛说服当地人接纳基督教。当最后被派往冰岛的佛兰德牧师尚布兰德（Thangbrandr）无功而返时，奥拉夫国王就俘获了几个重要人物作为人质，威胁说除非基督教在这个自治岛国被接纳，否则就杀死这些人质。尽管冰岛人认为他们属于自由的国家，不承认国王的直接领导，但他们还是认识到了挪威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就像在第三章中讲述的那样，冰岛人严重依赖挪威船只频繁的来访以维持其繁荣。几年之内，大多数有地位的家族改宗基督教，官方的一些非基督教仪式也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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