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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伏尔德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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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位时强行在波罗的海西部推行基督教。大约公元999年，他与丹麦、瑞典、冰岛组成的联盟军队在斯瓦尔德展开交战，最终阵亡沉海。尽管此后挪威变成丹麦的一个领地，但是基督教也开始传到冰岛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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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这主要是由波斯基督教派的活动引起的。穆斯林领导者没有阻碍基督教的传播，直到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才变得互不相容。在印度洋航行的商人中，景教基督徒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建立在印度西海岸要塞的圣托马斯教堂就是景教教堂的一个典型。景教教徒甚至在唐朝时便来到中国传播教义，他们从波斯出发沿着亚洲中部的贸易线路来到这里。虽然基督教堂在7至8世纪时也存在过，但由于与佛教相抵触，加之9世纪中期抵制一切外来宗教的活动，基督教最终也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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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至14世纪时，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基督教传教士优先考虑的地方，教皇们希望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与他们一起抵制伊斯兰教。在一次传教活动中，有个名叫约翰·孟德·科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1247——1328）的方济各会修士沿着古代海上贸易航路于1297年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发向东航行。1299年，他到达了新任可汗铁木耳（Timor）的朝廷。科维诺和他的随从受到了亲切的接见。1307年，他被任命为汗八里城（元大都别称，今北京）大主教。罗马教皇克莱蒙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指出他的使命是“拯救那些鞑靼人统治下的灵魂”。很显然，他使得大约六千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且在泉州建立了除北京之外的第二个大教堂。但是科维诺的主教头衔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撤销了，他创立的教堂圣会也在1368年蒙古政权被推翻后不复存在。实际上，之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信徒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济各前辈们的努力。可以说，这一失败是由于中国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缺乏直接的海上联系。贸易网络中没有基督教徒的加入，中国境内的传教士们无法与其他的基督教徒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个小团体也就注定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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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诺所处的孤立环境和16世纪时沙勿略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传教至远东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34年，圣方济各·沙勿略与其他五位传教士一起，在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的领导下创立耶稣会。1541年，沙勿略受命前往远东，如前所述，那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正在日益扩大。他首先是与葡萄牙驻莫桑比克的官员一起从里斯本出发去往果阿。当时他能够沿南亚和东南亚海岸以及在各岛屿间畅行无阻。在锡兰、摩鹿加和日本传道数年后，他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旅程。但是他却没能到达中国，而是在等待进入中国的官方通行证时死在了中国外海的岛屿上。利玛窦是另外一个前往中国的传道之人。1583年，他成功抵达中国广东省，1601年经南京到达北京。利玛窦到达北京之时正值中国明朝和葡萄牙关系紧张之季，但是多年的商业交往已经促使这种复杂的文化交流势在必行。更何况，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传教活动更容易开展。这都促成了交流网络的形成。基督教曾一直局限在中国领土的很小范围内，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基督教徒的数量已增至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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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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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辞世。此后不到10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侵入拜占庭帝国境内。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们控制了阿拉伯海、红海和大部分印度洋的海上商业活动。他们向东到达了中国南部和太平洋海岸附近。伊斯兰教发展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讽刺意义的就是麦加的商人领袖起初对先知及其追随者并不友好。其中部分原因是商人们害怕先知及其追随者会威胁到圣殿克尔白以及麦加作为西阿拉伯商业中心的地位。穆罕默德最终被接纳，他的先知预言也为麦加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朝圣地之一铺平了道路。麦加的商业地位也不断提高。来自海上的朝圣者从遥远的国度追随穆罕默德的启示蜂拥至这个神圣的城市。每年到麦加的朝圣者多达几万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买家、卖家和货物，越来越多的商人也被吸引到这里。每年一次的圣会就像季风一样如期而至，这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提高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文化地位。直到今天，尽管朝圣者已不再选择海上航行，而是乘飞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但麦加朝圣依然是推动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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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穆斯林征服了阿拉伯西部和阿曼地区，取得了红海大部、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先知的继承人艾布·伯克尔（Abu Bakr）、奥马尔（Omar）和欧斯曼（Othman）又相继把伊斯兰教扩大到了整个波斯湾和地中海东南部地区。之后的800年，伊斯兰教的传播向西达到伊比利亚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向东达到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穆斯林沿非洲东部海岸的扩张开始于公元8世纪，到1050年穆斯林商人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出口产品至阿拉伯、红海和南亚的内地贸易活动中。他们取代了来自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商人，破坏了那里的王国以及阿杜利斯的港口。伊斯兰教沿非洲海岸的扩张与在亚洲东南部的扩张如出一辙。这两个地区在经济方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许多港口如马林迪（Malindi）和蒙巴萨岛（Mombasa）发展为城市中心区，并建有清真寺。这些城市被一部分来自亚洲中东部和南部的商人阶层所控制，他们绝大部分都在非洲出生长大。商人们输出贝壳、象牙、奴隶，继续着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的黄金买卖。他们与内地的一些农业国家有着经常的商业往来，如津巴布韦，黄金就是从这个地方被运往莫桑比克海峡的索菲亚港口。但穆斯林的文化影响在这些地区并不明显。荒芜的地貌以及疾病的流行阻碍了沿海地区的征服者进入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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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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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13世纪穆斯林的手稿《阿尔哈里发手记》（the Maquamat of al-Harari），这幅插图展示了印度洋地区穆斯林船只的几个特点：船尾舵、铁质锚和双柱桅。其中一边还有观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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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南亚人的改宗起初集中在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小群体内。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水手定居在印度西海岸、非洲东海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和爪哇的一些充满生机的世界性港口城市。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社会各群体的吸引力使得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扎根。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不断聚集，削弱了当地的社会等级制度。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到内地，但是在东非和东南亚都没有出现世界性的贸易区。这也就阻碍了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有些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改宗是在马六甲伊斯兰教君主（Sultanate of Malacca）的支持下实现的。由于能够促进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中心的交流，同时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融入这些中心地区，东南亚岛国已有的等级制度和文化慢慢被更有利于商业圈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所取代。15世纪末，马六甲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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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统治者在伊斯兰帝国内部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帝国伴随着穆斯林的征服而不断壮大。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一如既往地在商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穆斯林商人和非穆斯林商人的生意都很兴隆，财源广进。例如，在伊斯兰世界里就有许多犹太人社区。著名的开罗《戈尼萨文书》（Genizah）出土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11世纪和12世纪犹太人在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生活状况。文书中保留的大量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处于从西欧到印度这一繁荣商业网络中心的海上商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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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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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穆斯林征服，伊斯兰教传播到红海、亚丁湾、印度洋直至东南亚地区。穆斯林水手 在这些地区定居，使当地人改宗，并与之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开罗、印度河三角洲、马六甲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城市由此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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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政治维度也不能被低估。当然，这一过程主要贯穿在哈里发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扩张取得的军事胜利中。然而，穆斯林政权中政治力量的局限总是比经济和宗教的限制要小得多。例如，公元8世纪征服信德使印度河三角洲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但是直到公元11世纪，受土耳其入侵的影响，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才开始被土耳其和阿富汗轮流统治。实际上，在权力极盛的公元14世纪，德里苏丹的王国仍是唯一能够在印度南部征税和索要贡赋的政权机构。长久以来，实现政治统一的梦想对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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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第一批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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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海上扩张至美洲的过程中，宗教的扩张很难评价。毫无疑问，15至16世纪的海上扩张对基督教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基督教是西班牙王室规定的宗教信仰，当地人的改宗是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就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大事与基督教无关。但是不管怎样，许多征服者坚信这一信仰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着上帝的事业，而上帝的力量则促使他们成功。倡导宗教信仰是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与印加统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方面。1519年，科尔特斯（Cortés）首次登陆尤卡坦（Yucatán），破坏了当地的异教圣像，并建立起基督教的圣坛，主持弥撒。当他追随蒙特祖玛（Montezuma）去往战神休齐洛波特力（Huitzilopochtli）的圣地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他请求获准建立基督教圣坛，并下令将圣母玛利亚像安置在金字塔神庙的顶部。宗教问题的争端无疑破坏了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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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萨罗和印加人的初次接触也有着明显的传教因素。1528年，他第一次和通贝斯（Tumbes）边远城镇的印加统治者交流时，皮萨罗认为他和他的探险队来到这里就是要说服印加人放弃对伪神的崇拜而改信基督教。1532年，皮萨罗和其同伴抵达库斯科（Cuzco）参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时，他们故技重施。不幸的是，由于官方的禁令，当地人对基督教表现出的不是理解和友好，而是排斥甚至有暴力倾向。当阿塔瓦尔帕拒绝下令放弃自己的信仰时，针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就开始了。许多资料中记载皮萨罗探险队的牧师瓦尔弗莱特（Friar Vicente Valverde）就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后期的探险家，如奥雷利亚纳（Orellana）和卡韦萨·德巴尔（Cabeza de Vaca），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要了解当地真正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点，并向当地人宣扬基督教的优越性。但是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督对待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居民非常不友好，甚至恃强凌弱。16世纪中期，征服者队伍中开始出现真正的传教士，而那时的殖民地已经是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了。与努力从异教中拯救当地人的灵魂相比，他们发现在欧洲统治者的控制下为当地人争取人身自由成为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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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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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北美渗透和殖民的方式各不相同。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占领墨西哥海湾。随着海上探险的兴起，具有野心的探险家逐渐渗透进内陆地区。1565年，北美大陆的佛罗里达出现第一个永久的欧洲殖民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17世纪初西班牙舰队甚至已经到达阿拉斯加沿岸港口。但是由于北部原住民复杂的部族文化与联合抵抗，西班牙的侵略活动一直未能得手。殖民活动及农业开发常伴随着基督教传道。大部分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由教宗指定，他们强烈希望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信仰。起初，欧洲人日渐增强的海上航行能力使他们更容易在沿海区域建立殖民地定居点。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传教基地逐渐向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和下加利福尼亚往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延伸。西部内陆的渗透还到达了蒙大拿和内华达各州，这为以后数代的殖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西班牙来说，竞争来自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美洲的兴趣在17世纪和18世纪间稳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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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上半叶，作为其伊比利亚邻居的对手，受西欧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影响，法国船员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地区的活动频繁。他们突袭并俘获了大批从巴西和墨西哥往返的船只，这使得当地人十分惧怕法国人。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就是1555年在哈瓦那（Havana）发生的有法国皇家海军舰艇参与的袭击。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了中美和南美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但却搁置了欧洲人要求开放北方领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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