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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声势浩大的抗议都发生在城市中，在革命集中爆发的1848年，它们几乎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虽然很多早期的抗议只不过是在食不果腹的年份里索要点便宜的面包，但新的改革运动却通常十分全面和成熟。后来缔造了共产主义的两位德国青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深刻地洞察到了发展迅速的欧洲经济的某些走向。马克思敏锐地预言，在工业国家中，新机器和技能将会创造庞大的财富，而贫富之间的鸿沟也会进一步加深。到1875年时，他已经成为平等的积极倡导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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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必要性，根本用不着经济改革者来指出。在意大利，一群小娃娃在冬天的时候只能赤脚走路；在德国的大城市中，很多家庭只能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在俄国，无数家庭在冬日的严寒中只能瑟瑟发抖，因为他们找不到足够的燃料让火一直烧着。在19世纪80年代的某些年里，工业城市的失业率超过了10%，而大多数失业人口都是那些干了一辈子艰苦工作且非常想继续工作的人们。经济繁荣和衰退的缓慢交替，已经成为工业化欧洲的一个经济特征，失业率水平像悠悠球一样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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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对平等的要求更多出现在政治生活中，在经济方面要少一些。因为比起追求选举权，要求所有土地在穷人和富人间平均分配，有着更强的革命性。不过，即便是选举权，在当时的欧洲也算罕见。1800年，全世界仅有很少一部分国家拥有议会，而且它们所能行使的权力也只是一星半点，至于被允许在选举中投票或者参与为数不多的几个议会的公民，数量就更有限了。英语世界率先组织起了核心内阁制政府，但是泰晤士河边上那所谓的“议会之母”，比起19世纪早期的美国，显然在民主程度上还差了很大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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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晚期，五个澳大利亚殖民地中的三个成了政治实验室，殖民地中的每个人都拥有选举权，包括不记名投票和竞选下议院席位的权利。当时的五个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追求和实践民主方面，落在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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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接近尾声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仍然是推行民主的先驱。事实上，选举权的普及和议会付费议员的实践，直接导致澳大利亚昆士兰在1899年12月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党政府。这场选举，预先让人们见识了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由社会民主政府轮流执政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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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尝到了平等带来的新甜头，不过她们的选举权来得就有些慢了。1869年，美国的怀俄明地区率先赋予女性选举权，而这场激进改革的目的，则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女性能到这个枪支泛滥、男性荷尔蒙过剩的地区定居，为这个地处边陲的社会带来一些温柔的风气。一年之后，临近的犹他州也开始允许女性投票，但是犹他州总体上由摩门教徒组成，很多一家之主娶了好几个妻子，所以不太好轻易把这里归为女权主义的天堂。新法律的实际效果是，常住的摩门教家庭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而那些新迁入犹他州的人却吃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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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录取女性，也是大胆的一步。在美国，痴迷于学习医学的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小姐，在雇用多位私人家教之后，最终在1847年11月，也就是她26岁时，被纽约州一座小镇上规模不大的日内瓦医学院录取。不过，说她取得了胜利还为时尚早，比如刚入学时，她曾被禁止参加实践课，在男性在场的情况下观摩人体。后来，她最终在纽约开办了一家医护所，专门为贫穷的女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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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除女教师外，欧洲的职业女性仍然凤毛麟角。第一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女科学家可能是玛丽·居里。1898年，这位出生在波兰的物理学家，在法国首创“放射性”一词，来描述她的一项发现。在那个时代，全世界还没有女性议员的存在，虽然世界最庞大帝国的首脑维多利亚女王已经统治了63年之久——她的“任期”之长，是此后任何民主国家的女性首脑都未曾经历过的。直到1924年，尼娜·邦在丹麦宣誓就职后，世界上才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内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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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在西欧社会的萌芽，是平等潮流的另一个征兆。既然一国的所有国民都值得珍视，那么在他们生病、年老、永久性失业或者陷入极度贫困的时候，政府不应该照顾他们吗？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俾斯麦创建了国民保险制度，到1900年时，在丹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养老金也已就位。迫于工会的压力，澳大利亚大胆地引入了工厂工人基本工资的概念。其他一些国家则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所得税，提高高收入者的纳税额。毕竟，总要有人来为福利埋单，而有钱人成了更受欢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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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在那些繁华的城市中，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很多有固定收入的家庭也活得战战兢兢。在英国的约克郡，处在收入阶梯底端的一家五口人，根本买不起啤酒或烟草这类奢侈品，也买不起一份半便士的报纸或者一张寄信用的邮票。他们每周的收入，都不够往教堂的捐款盘里扔一枚小小的硬币，所以他们也没有能力给孩子买一份圣诞礼物，除非礼物是他们亲手制作的。有时候，他们在星期天还有衣服穿，但到星期一早上，却不得不把衣服拿到当铺去，好在发薪日到来前有足够的钱买食物。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挣钱养家的人一旦遭遇工伤或者得了什么病，收入的断档将会造成很大的打击。如果丈夫不幸去世，那么寡妇还得把房子租出去——如果有空闲房间的话——或者接些洗衣服的活儿来做。运气好的话，她会有可能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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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一般而言，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要比他们的祖父母生活在乡下时要高一些。此外，他们的寿命也更长，生活也更舒服，而且更多的教育也让他们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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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主要体现在为所有儿童争取基础教育的目标和每个年轻人都应志愿服役的原则上。此外，对平等的要求还闯入了宗教领域。自此之后，大多数政府都对官方宗教的信仰者给予了极大的优待。在英国，最晚到1820年时，法律还在强调宗教的不平等。因此，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不能投票或参加议会，浸信会教徒和大多数卫理公会派教徒也不能在大学执教。不尊奉英国国教的教徒，不能在他们自己的教堂内结婚，婚礼也不能由他们教派的牧师来主持。不过，远在这个世纪结束前，不列颠群岛内的所有宗教信奉者在大多数方面已经实现平等，只是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这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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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欧洲的平等运动，让人们对世袭权力日渐产生了质疑，并且越来越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共和政体。多个世纪以来，威尼斯一直是一个强大的贵族共和制国家，但是强大的美国和南美洲一系列新兴共和国的崛起，却预示了全世界即将迎来一个更加共和的时代。废除君主制后又复辟的法国，终于在1870年彻底变成共和国，而可能是世界上君主制度延续时间最久的中国，也在1912年成立共和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力的君主政体，似乎仍有可能继续下去，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发生的动荡，最终推翻了欧洲三个强大的君主国，而且此后它们也再未恢复其统治。一战之后，欧洲大多数新成立的国家，都选择了共和制这一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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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平等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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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等的渴求，是时代的特征，但是平等却被贴上了标签，在形状和大小各异的瓶子里兜售。有些贴着平等标签的瓶子里，盛放着的是还起着泡的新酿的不平等。国家主义就是这些瓶中的一个。尽管一国的每个公民在同胞的面前可能会感到某种团结和平等，但这种平等却很难推及其他国家的人身上。虽然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平等的重要性，但并不总是能把它扩延到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身上，也很难平等地对待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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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等的兴趣有时候还会和对种族的关注发生冲突，很多欧洲人对此感同身受。19世纪后半期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对种族问题的强烈好奇，而造成这一点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在这个世纪中，人们热切地探索着有关人性的一般规律，并且坚信可以发现这类普遍法则。与此同时，那些长久以来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各自孤立的民族，突然间开始频繁交往，进一步凸显了本已存在的明显分歧——可能要比今天存在的差异还大。有关种族的评论，多数是中立的，但也有一些极具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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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人们醉心于他们在蒸汽和义务教育时代所取得的进步。站在他们那高高在上的平台之上，很容易觉得他们无论是智力还是身体，天生就高人一等，而且以后也会是如此。他们的文明程度远在非洲中部地区甚至是中国之上，这一点他们毫不怀疑。的确，在物质层面上，他们是跑在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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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相信自己所属的那一支欧洲文明有其特殊之处的人们，多数是浪漫主义者，内心层面通常慷慨大度，很多还急于把他们的文化输送给各自殖民地中的有色人种。然而，这种汹涌澎湃的种族和国家主义思潮可能引发多么严重的危险，欧洲任何地方的人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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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最终会悲剧地成为这种思潮的受害者，但1900年时，在俄罗斯帝国之外的其他地区，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类思潮必然会带来恶果。在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第一次被准许在公共生活中抛头露面。事实上，当时的德国还被视为一个相对友好的国家，几千名犹太人移民到了德国城市，不但为那里的职业和思想生活增色不少，还成了音乐、绘画、写作领域的翘楚，并且修建了气派的犹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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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主要聚居于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在波罗的海到黑海间一片绵延超过1200公里的广阔区域中，犹太人平均占了每个主要地区总人口的10%。俄国控制着这片区域的大部，但和其他多数欧洲国家不一样的是，俄国严格限制着犹太人的权利，比如他们只能居住在特定地点，也就是所谓的“栅栏区”，而且不能从事某些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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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特别的民族，犹太人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会在星期六做礼拜，而且在宗教上，他们说和写用的都是自己的希伯来语，在日常交谈中使用的是中世纪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在某些欧洲的圈子中，他们成了基督教偏见的靶子，被认为是那些据称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后代。有些欧洲神学家和知识分子甚至还宣称基督根本不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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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银行家和放贷人，犹太人也十分显眼。有些反犹主义，尤其是在那些失业严重的年份里，还带着经济方面的怒火。这样的情绪直接指向了在某些地区占少数的犹太富人，或者针对的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小城镇做放贷生意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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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无论在艺术、科学、医学还是法律领域，犹太人的显要程度都远远超出他们在西欧国家的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在英国，人数无几的犹太人在政府中获得了高位，比如1874年到188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这位口才极好的保守派人士，是意大利和葡萄牙犹太人的后裔，他父亲在年轻时还经常会去犹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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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思想慢慢获得了人们的推崇，但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几亿人却未从中获益。欧洲大部地区争取来了平等和自由，但与此同时，其他大陆的部分地区却失去了一些自由。现在，有太多的亚洲和非洲民族都被万里之外的欧洲君主和议会统治着，所以在开罗、塔什干、上海或者加尔各答讨论平等的问题，着实难以令人信服。在人类历史上，平等思想可能首次作为一种美德，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仍有几亿人生活在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而在宣扬平等方面走在前列的，也是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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