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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拯做官期间，理财官、台谏官都做过，还客串过外交官，凭借一身正气，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屡获监察官名和实差，近一半的宦涯由纠弹监察、振举纲纪所组成。他劝解皇帝，纠弹大臣，体恤百姓，以高尚人格诠释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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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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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期，整个宋代属于上升时期，然而当时冗官、冗兵和冗费也已渐成“三害”，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负担沉重。包拯怀着忠君的情怀，经常要求皇上遵从“君道”，以社稷为重。史书记载，包拯曾将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抄写下来，送给宋仁宗作为座右铭，警示仁宗要以国家大事为重，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包拯曾严厉批判宋朝的任官制度，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倡行廉政之风。他主张君王要重用忠诚正直的君子，不能任用奸佞小人，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有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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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包拯的直言敢谏有时面临很大的风险，一旦龙颜大怒，就会波及自己的前途命运。宋仁宗年近半百，还没立太子，包公建议提前立定储君，以正国本。宋仁宗问他：“立谁为好？”包公回答：“我的建议是为国家着想，皇上问我立谁，是怀疑我的动机。我已经60岁了，也没有儿子，说这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说得不对，甘愿接受责罚。”幸好宋仁宗没有追究。后来，包拯又直言宫中的亲信宦官权力过大，应当精减人员，缩减开支。这一次他虽然也没有受到仁宗的责罚，却得罪了仁宗的左右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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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包拯仗义执言，并非是对仁宗的不敬，而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公心。在任开封知府时，包拯为了尊重皇帝向南而坐的威严，每次升堂必向北而坐，这就是“包龙图倒坐开封府”的来历。包拯对仁宗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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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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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官刚正，对高官、贵戚，甚至对皇帝后妃的越轨违法也按制劾谏，或依律治罪。仁宗皇祐二年（1050），包公52岁，权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任此官多次上书言事，指斥非法，不避权贵，主张改革，兴利除弊。在传世的《包拯集》的187篇上疏中，有35篇指名道姓地揭发了61名本朝官员各式各样的腐败行径。其中贪赃枉法、损公肥私者9人；惨虐无道、蠢政害民者7人；贪图荣禄、无耻求进者13人；知识庸昧、才不堪任者18人；态横奸邪、挟私逞愤者11人；无事生非、兴妖惑众者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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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包拯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张尧佐仗其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又是温成皇后的兄长，不仅大肆贪赃，而且还玩忽职守，致使国库空虚。因此，包拯三次上疏，认为“凡庸之人”应该离职。他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唾沫都溅到宋仁宗的脸上，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而张贵妃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为其伯父张尧佐说情。宋仁宗告诉她：“包拯进谏时，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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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包拯还七次参劾王逵。《陈州放粮》是人们熟悉的一段以包公为主角的曲目，其创作依据便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期间的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是朝中有名的贪官，很多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一次，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官员任中师盘剥百姓，任意搜刮钱粮。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王逵贪婪卑鄙人尽皆知，而任中师是百姓心中的清廉好官，这是否是栽赃嫁祸？皇帝派官员前去陈州调查，但没有人敢去，唯有包拯主动请命。他在陈州充分调查后，掌握了证据，原来压迫百姓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逵自己。包拯列举王逵罪状，要求将他剥削的赃款归还百姓，将王逵撤职查办。为惩治王逵，包拯先后七次上疏，终于为民除了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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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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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疾恶如仇，对百姓却想方设法予以体恤，多次上疏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减轻农民的徭役和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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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然而，这条惠民河却不“惠民”，经常泛滥成灾，使周边百姓无家可归。包拯不禁产生了疑问：“是什么原因使河水泛滥成灾呢？”他经过调查，发现两岸的达官贵族私自在河上建造堤坝，种花养鱼，并与自己的宅院连通起来，形成“水上花园”。而这就使惠民河被堵塞，造成河水泛滥的局面。包拯不顾权贵们的反对，命令将河畔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如此一来，包拯就犯了官僚贵族的众怒。有的皇亲国戚自恃位高权重，把他告到了皇帝那里。包拯毫不畏惧，拿出事先画好的地图，证明建造“水上花园”不仅违制，而且危害百姓。最终，皇帝下令拆毁堤坝。拔除了这些“钉子户”后，惠民河也通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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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如神“活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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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在后世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主要是以擅长断案的清官面目出现。经过对现存包公墓志、史传、方志或文人的野史笔记的收集，能得到包拯断案案例十余则，包括冷清之案、割牛舌案、百姓卖柴薪被劫夺、逐盗为之所伤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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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断“割牛舌”案是包拯在任天长县知县时的一个案例，这也是《宋史·包拯传》中记载的唯一一个审案记录。一天有人来告官，说是自己的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按照宋代的法律，杀牛贩卖，必得有牛舌，以牛舌为纳税凭证，无牛舌则为私宰，触犯刑律。这个人没有牛舌，不敢擅自宰杀，所以前来告官。包公说：“你先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吧！”可是不久，又有人前来告牛主人私杀耕牛。包公就把这个人抓了，说：“为什么你割了牛舌，又来告官呢？”割牛舌这件事，只有牛主人、盗割牛舌者和包公三个人知道。现在有来告私杀牛者，一定知道这只牛没有舌头，也就一定就是盗割牛舌的那个人。那个盗割牛舌的人，只好服服帖帖地认罪。通过这个案子，可见包公之足智多谋，明察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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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断狱，其中蕴含的监察、执法、治贪等思想十分丰富。1150年，包公权知开封。开封为首都都城，事务繁杂。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复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之称。一到开封府，包拯便更易旧有审案制度，革新便民，进行诉讼程序方面的改革。按照当时的法律，百姓到衙门里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面前递交状子，而必须要通过“门牌司”来转达。“门牌司”常常刁难勒索百姓，使很多有冤情的百姓不敢报官，难以伸张正义。包拯上任后，立即撤掉了“门牌司”，把开封府的大门打开，让百姓直接到大堂之上递状陈冤。这一举措让包拯深得民心，连市井的妇女、孩子都知道包拯的名字。包拯还亲自处理一些诉讼事件，理雪冤狱，号为明察。开封百姓称赞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包青天断案不用花钱打通关节。“包青天”的美誉，也是这个时候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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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生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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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既是历史人物，又是传奇人物。小说、戏曲、宗教中的包公，都是传奇人物。包拯历史人物、历史形象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在内。而历史人物能化成传奇人物，同样有一定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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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长廊上的“包公问案”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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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了包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和包拯个人的素质品行是紧密相连的。在“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两条道路上，他选择了万古垂誉。这是因为，包拯是一孝子，终养父母；是一忠臣，忠心为国；是一清官，廉洁正直；是一良吏，干练笃行。他一生所为，无愧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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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个道德楷模的形成，包公的个人品行是主要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由“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而形成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为包公的勇于谏诤，提供了外部环境。宋仁宗对包拯的知遇、包容，也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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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如果不活在后代人的心中，那是真正地死去了。包公，却跨越了重重的历史门槛，一直成为小民崇敬的对象。因为，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个方面，就是“廉直”。在政治腐败、冤案迭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社会环境中，小民迫切希望出现一个有权威的青天大老爷，来解救自己的燃眉之急，解除眼前的困苦与危难。于是，包公以一个传奇人物，从过去走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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