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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危险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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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提到中世纪的嘉年华如何以“变装仪式”来嘲弄当权者，例如扮演蠢蛋王、恶搞弥撒仪式或装扮成教士和修女跳舞。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粗鲁的嘲讽，点出了嘉年华在政治上的双重性，它究竟是在挑战现况［14］，还是只是抒发不满的安全阀呢？像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它是一种规模有限、受欢迎的发泄方式，但如同革命性的艺术作品一样，仅能引起风潮，却发挥不了太大的效应。”[15]支持“安全阀”观点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学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张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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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深植于内心中。酒桶如果不偶尔打开让空气流通也会爆开。我们所有人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虔诚与畏惧上帝的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天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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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古至今，嘉年华或节庆活动都是发挥类似的功能。1738年一本英文杂志中，有人提到，在任何欢乐时光或夜晚，让人们在草原上跳舞，不应只是偶尔的法外开恩，而应该要多多鼓励：“给擅长吉格舞（Jig）和角笛舞（Hornpipe）的女仆一点奖励，她们就会带着愉悦和感恩的心情乖乖回到主人身边，继续每日劳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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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功能上来说，嘉年华究竟是挑战当局的集会，抑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恐怕没有普遍的答案。人们装扮成蠢蛋王和教士时，是当成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还是想威胁权威，我们无从得知，但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嘉年华确实逐渐与政治扯上边。中世纪之后，从十六世纪起（也就是近代史的初期），群众从事武装叛乱时会戴上面具，并以喧闹的传统庆典为掩护。同时，也许是史上第一次，人民看到了阶级反转的希望，不只是短短数小时，而是长久的改变。例如1548年法国的抗税运动，起义农民兵的组织方式，是参照教区与圣人日游行的顺序。[18]1579年圣布雷瑟日（St.Blaise’s Day）当天，罗马与法国低下阶层所选出来的嘉年华之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当时有保守人士语带警告：“他们不是为了节日而选出领袖……真正的原因，他们说是要解救人民。”[19]与此相关的，还有十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传奇人物，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类似的人物开始在每年夏季的庆典活动中扮演蠢蛋王的角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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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社会变动剧烈，传统庆典的危险性因而升高。欧洲人口攀升，乡下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挤进步调快速又混乱的城市。对运气好的人来说，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学者、工匠和探险家（大部分都是男性）能不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偶尔开创一番天地。但每个伊拉斯谟或达·芬奇的背后，都有上千个身世飘零的农夫。十六世纪的人的确获得了更多自由，但在一个物价上扬、工资下跌的世界，却只能落得穷苦无依。这些无处安身立命的人三五成群，在乡下四处游荡、乞讨或偷窃。到了城市，他们就形成新的底层阶级，变成妓女、工人或罪犯。想象一下1600年的伦敦，整个城市各行各业加起来二十五万名绝望的人，参与一场连续七天的嘉年华，扒手和有钱人同时在街上狂欢，这样能不发生暴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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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世纪开始，狂欢之士对当权者的嘲讽，在形式上越来越没杀伤力，却逐渐威胁到社会精英的身家财产。1511年四旬节前夕，意大利乌迪内（Udine）的嘉年华变成一场暴动，最后有超过二十个宫殿被洗劫，五十五个贵族和仆人被杀。[21]两年后六月庆典期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上百个农夫趁着游行活动到处抢劫。[22]1529年的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一群武装男性在瑞士巴塞尔横行作乱。[23]当时人们记载最为详尽的，是1580年罗马的嘉年华暴动，叛乱人士为了表达诉求，带着刀、扫帚、割麦的镰刀在街上跳舞。当地一位贵族是暴民的目标，他记载着：“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跳舞……这些动作没别的用意，只是要昭告天下，他们想杀了所有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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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嘉年华迅速加温转变成暴动——是酒精催化，还是气氛太嗨，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些绝对是事先计划的，如罗马的叛乱。好事者懂得如何利用嘉年华活动的特色：现场总是乱糟糟，面具又能遮掩犯人的脸，大量的啤酒和葡萄酒也足以让治安人员神志不清。如果短期内没有现成的节日，人们就从嘉年华中寻找灵感以掩护叛乱活动，比如戴面具、全身变装，伴随着铜铃、风笛和击鼓的音乐。怪不得在法国乡村，负责筹办庆典的协会和青年修道会被怀疑是地下组织。其实，1548年抗税的农民兵，就是组织圣人日游行的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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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众多法国与英国传统节庆的活动中，人们会围着五月花柱跳舞，它后来也变成号召起义的象征。十八世纪后，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英国史学家汤普森说：“我们用缎带作为象征，以营火为信号。我们提出承诺，反抗恶法。我们举酒当歌，引用古老的预言，打着革命的暗号。橡树叶和五月花柱可作为象征。我们的歌谣里藏着政治双关语，就连在街上吹个口哨都有意义。”[25]在英格兰，连足球赛都是可用来掩护集会与暴动。1740年，凯特林（Ketring）镇上的足球赛公告写着“场地每边可容纳五百人”，但其实这是号召群众去攻击贝蒂·杰斯梅因女士（Betey Jesmaine）的纺织厂。[26]斯塔利布拉斯与怀特认为：“社会暴力冲突与嘉年华同时发生的频率之高，令人讶异，绝对不要当成只是巧合……毕竟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们才不需要用嘉年华当掩护，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谈论政治，但那也只限于少数地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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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新教徒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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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民之所以强硬起来，新教要负责任，就像之前提到牧师的妻子，她处理五月花柱的方法居然是找把斧头。值得注意的是，新教一开始并没有如此清教徒的色彩，也不反对嘉年华。事实上，最好提一下两个宗教改革：一个是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领导的改革，另一个是几十年后加尔文更具清教色彩的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使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天主教官方一再查禁、打压庆典活动，宗教改革前夕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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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1490年在佛罗伦萨，激进派的教士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痛恨各种奢侈和荒唐的行为，当然也包括嘉年华。他说：“男孩们应该去帮可怜的穷人募集救济金，而非放肆玩乐，不要把心思放在胡闹、丢石头、搞嘉年华花车上。”[28]在德国，年轻的路德内心对教宗与上帝的怀疑不断加深，改革派神父也已经开始猛烈批评教会的节庆活动了，他们认为参加的人只会喝酒、跳舞，玩游戏，让自己堕落。[29]十六世纪初天主教改革者特别担心的是，有许多人会在节庆活动中恶搞宗教仪式。十五世纪末以来，官方不断下令，禁止这类模仿行为，也反对人们在嘉年华时变装成修士与修女。[30]十六世纪初天主教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习俗乌海菲（Roraffe）：在五旬节礼拜仪式中，有个丑角会戴上皇冠，在教堂里唱歌嬉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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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确实想要废止崇拜圣人这种迷信行为，包括圣人日与相关的庆祝活动都要取消。但他发现这些传统的聚会气氛轻松，本质上不是什么邪恶的活动，他在布道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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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地方的习俗，就像请客、吃饭、喝酒、打扮、玩乐一样，我无法谴责这些活动，除非它们失去控制，或行为超出道德规范。即使真的有人为非作歹，也不是跳舞本身的错。他们并没有跳上桌子或在教堂里跳舞……只要举止合宜，我尊重婚礼的仪式和习俗……而且，我自己也爱跳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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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甚至创造了一项全新有力的社群体验：在敬拜仪式中，用歌曲促进团结并提升精神，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首圣歌。天主教徒参加弥撒时习惯保持稳定与平静，对他们来说，这绝对是有朝气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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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当时许多大规模的叛乱，早期新教改革运动也会从嘉年华中找灵感。改革运动的起头点，是路德公开烧毁罗马教廷谴责他的公报，他的支持者并没有祷告或赞美神，反而在威滕伯格（Wittenberg）的街上游行，有的人扮成教宗，还有乐师伴奏，一同唱歌欢笑。那样的游行、音乐、嘲笑教宗，都是传统嘉年华的桥段，不同的是，威滕伯格游行者的用意不只是要恶搞一番。历史学家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明确指出，十六世纪德国的新教徒利用嘉年华活动或以嘉年华的手法来扩大影响力，次数多达二十三次。在那一百年间，只要是日历上有节日，新教徒（也许我该称他们早期的新教徒，毕竟当时路德的追随者还没发展出另一个教派）就会举行传统嘉年华活动，恶搞天主教仪式，甚至扮成淫荡的教士与修女。他们当众烧掉自己伪造的罗马公报，捣毁雕像，把教堂里的画搬出来烧掉，去修道院硬抢食物和饮料，甚至在祭台上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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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民间的地方首长会试图控制反教会的游行，有时候他们又会参加。斯克里布纳写道，1543年，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举办，一如往常，众人日夜跳舞，有人破坏宗教象征物，有人笑骂那些扮成教宗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人。活动持续几天后，“市长带领一大群狂欢的男女老幼前往教堂。教会领袖不准他们进入，他们就在回廊跳舞，并且玷污了教堂院子的墓园”。[33]现在清教徒给人的印象是很庄重的，但一开始可不是如此。路德时期的德国，新教能在各个乡镇打下基础，就在于它成功吸收了各地对天主教会的不满，那些情绪数百来都深藏在嘉年华庆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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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地，路德派就与这种传统的嘉年华式叛乱切割。1524年，有些德国的农夫听完路德布道后，决定揭竿而起，过程中他们带着参加嘉年华的道具，比如面具。[34]路德派吓坏了，赶紧要他们停手。斯克里布纳还写道，即使在某些支持改革的地区，地方官员也会警觉，若人们一再趁着嘉年华攻击教会，那就不再只是宗教事务了。[35]1529年，宗教改革运动蔓延到巴塞尔，人们在忏悔星期二发起嘉年华般的革命，除了要求宗教改革，也希望市政府更加民主。但政府没有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新教教会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嘉年华的规模与热度因而大幅缩减。1568年有位市民抱怨道，新教教会只是另一个邪恶的教廷：“来了个新教皇！恶魔又在我们身上拉了一坨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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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加尔文的新教也谴责所有形式的庆典活动，连休闲活动都不准。路德还能接受舞会，加尔文却禁止跳舞、赌博、饮酒和运动。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写道：“加尔文派显然非常焦虑，找不到方向，无法突破困境。它无法给予人们所需要的自由与兄弟情谊……加尔文搞不好就是想让人们保持某种根本的焦虑。这么说绝对不过分。”[37]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他们穷尽一生在内心的孤寂中挣扎，拼命思索自己是否“得救”，玩乐不只是让人分心，可以说根本就是恶魔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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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新教，是对抗旧秩序的革命？或者只是安抚人心的新思想？十六世纪嘉年华的命运，并非完全受它影响，还有一个因素是枪炮的取得。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到：“1566年到1584年间，有些情况开始改变。法国东南方多非内省（Dauphiné）的人越来越着迷于开发武器，内战十年后，就慢慢习惯使用新武器了。”[38]首先出现的是火绳枪，在农民起义中首次出现。农民常常趁着嘉年华或节庆活动起事。[39]十六世纪的罗马一带，庆典中常出现的射箭比赛渐渐被射击比赛取代。1580年罗马叛乱的领袖让·赛夫（Jean Serve）就有“火绳枪之王”的封号，显然就是因为他的枪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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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的魅力横扫全欧洲，成为嘉年华的主角。男人骄傲地拿着枪在街上游行，瞄准那些讨厌鬼的肖像，或鸣枪行礼。英格兰人有个传统庆典叫作恶搞大游行，目的是为了嘲讽或威胁某些人。根据1618年的史料：“三四百个男人，有些看起来像军人，他们带着各式武器出现。当庆典到达高潮、音乐震耳欲聋时，持枪的人开枪，笛子和号角也同时响起，铃铛和其他小乐器也加入这阵喧闹中。”[41]武装派对的声音一定非常吓人，庄园或领地内的贵族听到这些声音就会立刻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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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哪怕没什么意义，至少也显示出枪支在传统嘉年华式的叛乱中的功能。民众攻下巴士底监狱，抢夺里面的枪械，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民兵。一般人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们也利用嘉年华的装饰图案直接表达对革命的渴望。十八世纪时，教会已查禁或“净化”了大部分的传统庆典，但乡下人想表达政治诉求时，仍习惯立一根五月花柱。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认为，五月花柱具有政治功能，“号召众人揭竿而起，看到它就像听到钟声响起”，上面甚至有“拒缴租税”的标语，和缎带与花朵一起挂着。[42]五月花柱立起来的那一刻，气势惊人，封建地主都看得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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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柱被赋予政治意义后，它传统的意义并未消失，仍然可作为庆典的象征。奥祖夫认为：“毫无疑问地，五月花柱和集体欢愉密不可分。”[44]此外，集体欢愉和自发性革命也有密切的关联。1791年7月，法国佩里戈尔（Perigord）地区革命社团的报告指出，农民捣毁风向标以及教堂长凳，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宗教权威的象征，“暴力中掺杂着快乐……他们在广场立起五月花柱，在四周放满标语，扬言要推翻封建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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