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96010
不过，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欣欣向荣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全没缺点。段义孚写道，明显地，个人自主新观念的另一面就是“隔离、寂寞、疏远，失去世界所给予的天真快乐和自然活力”，还有“沉重的感觉，除了个人决定付出的事物，现实世界毫无意义”。[35]造成忧郁症的环境条件，其中之一绝对就是这种隔离感。涂尔干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过自杀问题，他提出“无规范”（anomie）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十九世纪欧洲自杀率攀升的原因；流行病学家则援用来解释当代忧郁症的盛行。[36]涂尔干观察到：“一开始社会就是一切，个人无关紧要……但随着社会发展，情况渐渐改变。社会越来越庞大与拥挤，个体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单一团体中成员的唯一关联便是——他们都是人类。”[37]对许多人来说，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便是英雄式的个人主义，但它很容易导致人过于孤立，忧郁症因此伴随而来，甚至致死。
1707496011
1707496012
然而，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人的新性格并不是绝对的自主与自我。新自我主义下的个人并不是直接从人类环境中抽离，而是不断观察别人的期盼，然后慢慢与之相符。“我表现如何？”这应该是自主的“自我”想要知道的。“我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历史学家用“内在化”（Interiorization）表示这种新的性格，意思是“回顾与反省的能力”，但所谓“内在化”看起来经常只是我们依据周遭人的意见自我评价而已。
1707496013
1707496014
“社会”的概念与“自我”的概念同时兴起，这绝非巧合。全新、自主的自我，最在乎的其实是他人的意见，后者集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举例来说，镜子不会呈现出我们“自己”，只会呈现别人所见的自己；传记也只是我们希望别人知道的事。别人的意见，不管是猜想还是真实的，都具有粉碎的力量。这就能解释，当人预见或面临失败时，为何容易导致忧郁症，约翰逊被迫离开牛津大学、柯珀面对考试时都发生这种情况。历史学家珍妮特·奥本海姆（Janet Oppen-heim）写道：“十九世纪时，重度忧郁的病患常常是因为害怕破产，或认为自己的专业被否定，但其实那些都是无端的猜测。”[38]“自我”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评价，这就称不上是自主，而是依赖。
1707496015
1707496016
如果忧郁症是新个人主义的结果，那么经常伴随而来的“焦虑”一定也是。揣测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发言与姿态，需要很大的力气与心思。在欧洲近现代，处心积虑的朝臣、努力向上的中产阶级、野心勃勃的律师或神职人员，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人的期待，他们所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内在不断努力的成果。这种情况下，“玩”（play）一词衍生出另一个严格的意义——“扮演”（play a role），但那不是为了玩乐。难怪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中产阶级开始重视私人生活，他们躲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只为了每天能有几个小时放下面具，放松一下。
1707496017
1707496018
1707496019
1707496020
1707496022
街头的狂欢 受折磨的灵魂
1707496023
1707496024
然而，要全面理解这种心理学上的大转折，了解“人性突变”的原因，不能只是从世俗的角度来思考。四百年——甚至不过两百年前，多数的人会从宗教的角度来了解孤立与焦虑的感觉：“自我”即是“灵魂”，他人无时无刻的批判眼光即是“神”的注视，忧郁是“对地狱莫大的恐惧”。对于心神不宁、烦恼不断的人，天主教提供多种安慰，比方通过特别的仪式，就可以获得神的宽恕或至少让神不那么生气。甚至连拒绝各种仪式的路德教派，也都假定上帝是平易近人的，充满无尽的爱。
1707496025
1707496026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新教不只有加尔文教派，还发展出长老会（Presbyteriantism）与荷兰改革宗（Reformed Church of Holland），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路德派、圣公会，天主教也因而发起了反宗教改革。对于“无规范”，加尔文派没有提供安慰，而是提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如果你觉得孤单、烦扰，甚至受到诅咒，就表示你真的是那样。罗伯特·伯顿指出，加尔文的教义会助长忧郁情绪蔓延，而宗教上的忧郁是对人最有害的忧郁情绪。伯顿的著作多少就是在批判这个严厉拘谨的宗教：
1707496027
1707496028
对那些心理受到煎熬的人，最大的恐吓与折磨就是，他们犯的错是极大恶行，是不可原谅的罪。上帝深沉的愤怒与不悦使他们觉得自己……早已受到诅咒……是否被神拣选、得到恩宠，是否被神遗弃，人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些都是过度的好奇心、不必要的猜测与无益的沉思……只会折磨、迫害无数生灵，造成全世界的不和谐。[39]
1707496029
1707496030
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近现代时期的欧洲社会，孤立的感觉四处蔓延，快要令人窒息。天主教主张，每个灵魂最迟到死亡的那一刻，就可以独自见到上帝，但加尔文教徒的灵魂却永远在孤独中游荡，朋友到头来都是敌人和对手假扮的。韦伯说：“他们居然不断警告人们勿相信他人的帮助和友谊，英格兰清教徒的作品中尤其能看到这种观念。”[40]即使对家人也不应长久地忠诚。在清教伟大的史诗——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天主教徒逃离“灭亡城”的家，“他的妻儿……哭着要他回来，但那个男人用手指捂住耳朵边跑边哭，‘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头也不回地跑向平原中央”。[41]从班扬的信仰回忆录《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判断，他的内心世界从未有任何人类探访，也从未因一瞥这个世界而发亮。在超过八十页、自我封闭又惊恐的章节中，绝望与希望交织，除了“我”以及撒旦和上帝种种的化身以外，找不到其他人物了。班扬确实有提到一些人类同伴，他原本以为他们也是可靠的加尔文教徒，却幻灭了：“他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子……损失一些世俗的事物，就沮丧又绝望。我心想，神啊，在这些人身上，那些小事是有多重要啊！”[42]
1707496031
1707496032
马克斯·韦伯最伟大的论点之一，就是发现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通之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他指出，在充满竞争、不成功便成仁的经济发展下，人在精神上感到孤立的痛苦——“内心前所未有的寂寞”。[43]如同灵魂在诅咒或恩典的道路上独自挣扎着，个人也在物质世界的轴线上辛苦跋涉。这条轴线宛如一条绳索，向上通往财富或稳定，我们不仅无暇顾及他人，还得满足其他要求。我们得无止境的自我否认与自我鞭策，所有的享受都要延后，唯一的安慰就是看到自己财富慢慢累积。韦伯写道，加尔文派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享乐的欲望和冲动”。[44]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一本医学手册证实了这种看法：
1707496033
1707496034
许多人的心灵经宗教洗礼后，转而认为，快乐是罪。在他们想象中，宗教本质就是禁欲，任何微小的放纵都要禁止，即使是无伤大雅的娱乐也不行。深深的忧郁攻占他们的内心，恒久的阴郁在他们脸上挥之不去。最后，微小的希望也消失了，所有事物都蒙上灰尘。在他们眼中，本该令人欢喜的事物，都恶心至极。生命本身成为负荷。这些不快乐的可怜虫相信，任何诱惑都比不上自己的感受，最后只好终结自己悲惨的生命。[45]
1707496035
1707496036
班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快乐的家伙，常在村里的草地上跳舞、运动，但随着信仰危机出现，他便停止这些娱乐。跳舞是最难放弃的——“我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46]但他终究达成了目标，过着毫无享乐的生活。在《天路历程》一书中，和班扬一样的英雄克里斯汀发现，只要自己卸下心防，稍微休息片刻，减缓一下焦虑，就会失利或彻底吃亏。克里斯汀只参加过一次派对活动，他以为是上流人士的社交聚会，但结果并非如此，原来那是为有德之士设下的死亡陷阱，在那里，克里斯汀高尚的同伴费斯被捉走、折磨，最后被参加聚会的狂欢者烧死。换句话说，嘉年华就是地狱的入口，和其他欢愉一样，所有性爱、味觉、欢宴，都是恶魔设下的圈套。没有什么比阴郁的心更清澈，不再寻求快乐就会更清醒。中世纪的农夫创造庆典活动，好能从工作中解脱，清教徒则拥抱工作，好能逃离恐惧。
1707496037
1707496038
克伦威尔所经历的心理危机与班扬非常相似。他出生在英国乡村，是清教徒名门之后，他的年少时光“狂野又愚蠢，喜爱打闹、恶作剧等没什么品味的事”。[47]二十八岁时，他得了一种病，医生诊断为“极度忧郁”，显然是过度反省自己年少所犯下的罪。他后来写信给一位堂兄，仿佛班扬说的话：“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唉，我住在黑暗里，深爱黑暗，痛恨明亮。我是首领，罪人的首领。”[48]他经历了现在所谓的“重生”后，弃绝了几项严重的罪（不大清楚是什么），但他不像班扬，还是继续享受音乐、啤酒与葡萄酒。
1707496039
1707496040
韦伯是否成功地连接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点仍待讨论，但他本人的生活便是实例，足以说明那两者对人的交互影响。韦伯本身是严谨的世俗思想家，养育他的母亲是加尔文教徒，她把一切享乐当成危险，要靠努力不懈地工作与自律来阻绝。韦伯的传记作者、他的妻子玛丽安说，他借由工作来“拯救”自己免于“危险的安逸生活”。玛丽安写道，十九世纪后期，韦伯还是个学生时：“他维持严格的工作守则，遵守作息时间，维持生活规律，把每天的例行公事分门别类。他的养生之道是每天晚上在房里吃一磅的生牛绞肉和四个炒蛋。”[49]结婚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妻子：“我很享受新生活的幸福感，但我不能太放纵，这种稳定感会让人松懈。”[50]
1707496041
1707496042
韦伯三十五岁左右，达到人人称羡的学术成就时，他却崩溃了：背痛长达数个月，双手颤抖、失眠，感到绝望且一无是处。然而对他来说，最悲惨的应该就是就此丧失工作能力。另一位传记作家试着将韦伯的症状套进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把他的崩溃归因于他与父亲间的紧张关系。他父亲和他不同，是个随和又自我放纵的人。[51]从罗伯特·伯顿的角度来看，不管韦伯个人的信仰是什么，问题一定得归咎到他加尔文派的母亲身上，因此韦伯的忧郁是宗教性的。
1707496043
1707496044
其实不需要靠心理学，我们也能推测加尔文派和忧郁症的关系。自杀是忧郁症的重要指标之一，几世纪来也都有人详尽记录自杀率。在涂尔干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新教徒（当然不只有加尔文派）的自杀率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这个差异不只是因为信徒居住的地区不同，在两派信徒混居的地区，自杀率的比例也相同。[52]更惊人的是，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十六世纪后期起，瑞士苏黎世州成为加尔文派的中心后，当地区民的自杀率忽然升高。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解释为是社会道德崩坏，因为自杀率升高的同时，谋杀案反而减少了。加尔文派政权禁止人民从事赌博、跳舞以及各种淫乱的行为，人民也并非适应不良而自杀。历史学家夏伯嘉（R.Po-Chia Hsia）指出，许多人死后获得赞扬：“生前是光荣、敬神、熟读圣经、勤奋且沉静的基督徒。”事实上，高达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都来自“坚定支持加尔文政权的家庭”。[53]
1707496045
1707496046
1707496047
1707496048
1707496050
街头的狂欢 遗失的解药
1707496051
1707496052
忧郁症普遍的起因是什么？当局为何要禁止庆典活动？这两个问题并不难解答。在都市化与市场竞争的经济环境下，焦虑与孤立的人比较能存活，这些人就是容易忧郁、厌恶集体欢愉的人。加尔文主义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超验的理论基础，强化了孤立的价值，让忧郁正式成为通往救赎的必经阶段。这一切发生在像约翰·班扬这样的人身上。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传教的岁月里，他严厉反对庆典活动，更别说各种形式的娱乐。忧郁症蔓延与庆典的消失，都是“深层且重要的心理变化”，可视为现代化整体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证据，说明嘉年华的灭亡直接影响到忧郁症的流行？
1707496053
1707496054
当然有，从某些例子得知，嘉年华的消失留下了一丝悲伤与遗憾。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感慨缺乏庆典的童年：“我的童年不像在户外的空气中或温暖的人群里绽放的花朵，也未曾感受过情绪随着其他人热烈高涨。”[54]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回忆她二十世纪初的童年，她很羡慕低下阶级的人能参加庆祝活动，但家人不准她去：
1707496055
1707496056
在多米尼加的罗索（Roseau），大斋节前三天是嘉年华的时间，我们不能着装参加，但可以打开窗户看。街上有一群戴着华丽面具的人，还有乐队。在一旁正襟危坐的我们，聆听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波一波而来。我愿放弃一切，换取像那样跳舞的机会。[55]
1707496057
1707496058
尽管如此，并没有证据指出，人类集体欢愉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清楚这种需求若被挡下，是否会导致忧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显然有上百万的人放弃这种娱乐，但也没有罹患现下种种心理疾病。这会使人认为班扬那样的人所受的折磨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因为放弃了跳舞与嬉戏才痛苦不堪。庆典受到官方打压，绝对是精神失调的病因之一，这不是我的创见。从近现代初期开始，精神失调就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中。十七、十八世纪时，人们将歇斯底里视为女性忧郁症的同义词，历史学家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提到：“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中，那些受惊的威尼斯女人不经意提到了嘉年华。艾玛夫人被吓惨了，她哀求弗洛伊德：‘你没听到马群在马戏团踏步吗？’”[56]弗洛伊德一直要从这些心理疾病中找出性的根源，没料到会听到这样的线索。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评论：“某个方面来说，弗洛伊德的病人应该非常渴望参与传统庆典中的各项仪式，但受限于自己的社会阶级，她们不得不将‘自我’排除在这些庆典之外。”[57]
1707496059
[
上一页 ]
[ :1.7074960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