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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庆典的毁灭没有造成忧郁症流行，但弃绝了传统庆典，人们多少也失去了治疗忧郁症的方法。罗伯特·伯顿提出许多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例如读书、运动，有一则处方他则是一再强调：“让他们去打猎、运动、玩乐、说笑、开心聚会……偶尔喝杯酒、听音乐、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听故事、玩玩具、唱歌、跳舞、畅饮，去做任何会让人开心的事情。”[58]他承认，确实有些严厉的卡图（Cato，就是加尔文主义者）一直在打压唱歌、跳舞、变装、戏剧等活动。但他打从心里支持传统庆典：“我真心向往五朔节、守灵夜、圣灵节等活动，如果不会影响到收成时间，官方应该允许人们自由地欢庆、唱歌跳舞、演傀儡戏、骑马打仗、聚会、吹风笛、举办舞会、玩捉迷藏，还有他们喜欢的运动和娱乐。”[59]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人不应太操劳，应该有些娱乐的时间和节日，可以幽默对谈、举办飨宴和派对……像波斯人的宗教节日和罗马的农神节”。[60]这些对治忧郁情绪的方法，十六世纪的人就懂了，只是官方会严格规范，不允许人们出现“脱序的行为”。但至少理论上，忧郁的人精神可以为之一振，获得安慰，随着音乐而开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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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写下《忧郁的解剖》约一百年后，另一位英格兰作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e）呼应伯顿，支持他提出的良方。他以当时的科学观点说明人类这个机器如何运作。他认为，唱歌、跳舞可以刺激分泌，治疗忧郁，“感谢音乐无所不在的魅力。跳舞的时候有伴奏才提得起劲。听音乐时，心里充满了活泼愉快的念头，整座机器活力充沛、精神饱满”。[62]但这种传统的娱乐在伯顿的时代受到打压，在布朗的时代，更是迈向灭亡了：“由此我们了解，唱歌这个快乐的活动带来愉悦的感受，对心灵的影响甚巨。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人从事这项娱乐消遣。它带来的好处可是说不尽呢！”[63]身处在更为拘谨的清教时代，布朗不建议再举行“农神节”，只要在“合理且固定的时间”规律地跳点舞就可以了，最好是“餐后找个方便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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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世纪后，伟大的资本主义预言家亚当·斯密也推广庆典与艺术活动，认为它们能缓解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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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导致社会反感或产生猥亵行为，国家应该放宽限制，鼓励相关从业者以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来娱乐大众。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轻易驱除大多数人民的忧郁情绪。[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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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布朗、亚当·斯密都把庆典当成忧郁的解药，不论他们是出于猜测、怀旧还是个人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发现了重要的事。不过，就我所知，当今还没有人试着把庆典活动当成治疗忧郁的良方，尽管今日的临床医学应该能做出相关的实验。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单纯的庆典乃至于狂喜仪式，团体活动在许多文化中都被当作舒缓、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在将近两千年前，希腊音乐学家亚里斯泰迪斯·昆体良（Aristides Quintilianus）就观察到：“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生活境况与不幸的遭遇会带给他们焦虑与忧郁。酒神庆典的目的，就是借由快乐好玩的活动，让旋律与舞蹈将焦虑一扫而空。”[66]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作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本身也是忧郁症患者，他也建议大家多运动、多听音乐与改变饮食习惯。[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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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民族的狂喜仪式通常有宗教与治疗的功能（虽然我们不大确定这两种功能是否彼此不相关），这两种功能对治的，应该就是我们现今的忧郁症。以几个差异较大的文化为例。有位民族志学者参与过非洲人的狂喜仪式，他说：“卡拉哈里沙漠的库恩族利用夜晚的狂热舞蹈治疗各种西方人所谓的生理、心理、情绪、社会与精神疾病。”[68]相对于库恩部落，遥远的北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哥，他们的仪式包括音乐、舞蹈和出神状态，可以用来治疗“瘫痪、哑巴、突发性失明、重度忧郁、心悸、麻痹以及着魔”。[6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基督教国家乌干达，残忍的游击组织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控制了许多儿童，导致他们内心受创、封闭自我，团体舞蹈有助于他们复健。[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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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的民俗传统中，也有人用公开庆典来治疗忧郁症。在第四章提到，塔朗图拉蜘蛛曾被当成是煽动舞蹈狂热的元凶。还有人认为，被蜘蛛咬到就会出现忧郁倾向，根据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赫克尔的说法，唯一的解药就是跳舞，最好是在户外跳上几天。他指出，伴随着适合的乐器伴奏，被咬伤的人“像被施了魔法般睁开双眼，一开始慢慢摆动，随着音乐节奏加快，逐渐转为充满热情的舞蹈”。这些活动救了他们——不过只维持一阵子，一年后，整个村子又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人人心情低落、愤世嫉俗，直到又有了音乐和舞蹈，他们才一扫忧郁”。[71]之前提过，这种具有疗效的庆祝活动最终被认可，成为固定的季节性庆典，主要活动就是塔朗泰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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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尔写道，十九世纪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的症状与疗法。当地人（通常是女人）容易染病，身体日渐衰弱，家人便会花钱请一组乐队，其中包括小号手、鼓手、横笛手，并且买一些酒，请当地所有的年轻男女都在病人的家里集合。他们跳舞、聚会同欢数天，病人就不药而愈。[72]在二十世纪的索马里，太太罹患西方人所谓的忧郁症（通常是因为丈夫想要娶第二任妻子）时，家人就会找来女巫师看病，如果诊断结果是被“萨灵”（sar）附身，就得召集当地女人来一起跳舞，在漫长狂喜的仪式后，病人就痊愈了。[73]刘易斯描述这些现象时强调，关键在于患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巫师通常会建议，要把病治好，丈夫就得送给生病的妻子很多昂贵的礼物。在我看来，刘易斯认为治疗仪式只是一个表面工具。但对相信的人来说，的确是跳舞仪式把“萨灵”驱赶走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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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到二十世纪的索马里，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例子判定，庆典和舞蹈仪式真的能够治疗所谓的忧郁症，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去思考这个可能性。首先，这些仪式能够阻断患者孤立的感觉，把他们重新带回社会当中；第二，因为这些仪式鼓励人“放下自我”，也就是释放对自我的禁锢，尽管不是永久的，至少可暂时离开团体里令人不安的评论眼光，或是一向严格的上帝。在十九世纪的社会影响下，尼采跟许多人一样活得孤独又痛苦，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狂喜疗法。在所有人都独尊“自我”的时代，他勇敢指出“个体存在的恐惧感”（the horro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74]。当他读到古典文学中所描述的狄俄尼索斯祭典时，心里才隐约感觉到轻松。他想象祭典上“每个人不只和自己的同伴和解，也和内在的自己和解——仿佛玛雅的面纱被撕开，只有碎片漂浮在神秘的真神面前……他觉得自己像梦中曾经看见的神仙一样，徜徉在愉悦与极喜当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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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说明，我们了解到欧洲社会这个转变是极大的悲剧，尤以北方新教地区最为严重，有一股社会力量扫荡了传统疗法，也把人民推向了忧郁症。他们庆幸自己在科学、探险、工业上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深信自己不像浮士德，不需要出卖灵魂给魔鬼就可以成功。伴随着现代欧洲的“进步”，欧洲人反对庆典活动，但这么做反倒更容易伤害社会。几个世纪前教会官方成功将狄俄尼索斯恶魔化，同样地，欧洲人现在也拒绝了最能调理心情、解救生命的古老妙方——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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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八章/枪对着鼓：帝国主义遇上狂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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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大可合理提出质疑，指责我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只着眼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过请各位读者注意，强迫世界各地的人接受自己信仰与文化的，不是中国人、阿兹提克人或祖鲁人，而是欧洲人。从十六到十九世纪，在欧洲人摒弃与打压传统庆典的同时，欧洲人也在全球展开征服、奴役、殖民以及摧毁其他民族与其文化。航海技术和武器上的进步使欧洲顺利征服世界各地。前面章节也谈到，欧洲人的心理发生突变，个性更为积极且以自我为中心，这也使地理扩张显得必要且诱人。欧洲人拥抱清教主义的同时，向外扩张的狂潮也同时爆发，仿佛有一股急于出走的冲动。人们纷纷提出各种理由（经济、人口、思想，甚至性）来说明这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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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关心的，倒不是欧洲扩张的原因，而是随之而来的影响。尤其从十六世纪后期起，欧洲人到处探险、征服与殖民，他们刚体验过严酷的“文化改革”，容不下其他民族丰富的文化。塔希提岛的历史学家描述道，十九世纪到岛上定居的清教徒传教士，“信仰严厉又无趣的宗教，老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来不笑，不开玩笑，也不懂大家的趣味。他们觉得不得体或轻浮的，就不去碰。他们时时刻刻都记得身上的包袱与世人的罪”。[1]有些欧洲的基督徒没这么严肃，但到哪里还是带着怀疑眼光，好像别人都很容易情绪化。二十世纪初期一位美国教授谴责“原始的”狂热宗教：“无意识的激动、狂热的情绪、过度的热情、刻意放纵，这些举止都不会长出灵性成熟的果实。理性的爱、喜悦、平静、刻苦、温柔、善良、虔敬、谦卑——‘自制’才能接近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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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毁灭“原始人”的仪式时，有时会刚好遇上原住民部落本身的没落。大洋洲塔斯马尼亚（Tasmanian）和南美洲加勒比（Carib）文化消失，这没什么好感叹的，从宏观的角度看，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文化的继承人就屈服在欧洲的武器和疾病之下，不复存在了。在大洋洲，传教士努力要提升与“教化”原住民，不过埋葬原住民的工作就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了。教会还曾召回某地的传教士，“由于本区原住民逐渐消失，任务终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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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整体而言，欧洲人查禁其他社会的团体仪式，多半都是有意为之。大多数的欧洲人认为，欧洲以外的文化毫无用处，有位英格兰的传教者描述非洲文化“不过是一大堆松散的观念，模糊、幼稚，纯粹出于对周遭自然环境的迷信”。[4]欧洲人特别厌恶土著的仪式，其中当然包括跳舞、唱歌、戴面具，有时还有人会进入出神状态。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团体舞蹈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欧洲人的“宗教”一样。南非茨瓦纳族（Tswanas）“跳舞”（go bina）一词也有“崇拜”的意思。[5]南非、中非、东非班图语族（Bantu）的“鼓”（ngoma）一字也作“仪式”、“崇拜”、“唱歌跳舞”之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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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吉恩·可马洛夫（Jean Comaroff）注意到，在南非所有的本土习俗和传统中，“基督徒特别讨厌当地人的团体歌唱和舞蹈”。[7]我们在导论中说过，不管到哪里，欧洲人都觉得那些行为是社会骚乱，是在崇拜魔鬼，是猥亵的举动。有些欧洲人则是从“科学”的观点判定，那些人是歇斯底里症。举例来说，十九世纪后期，阿拉斯加尤皮克（Yupik）部落的耶稣会传教士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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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可怜的人抱着极大的希望，尽管他们看起来这么恶心，其他生物都忍不住要看一眼……他们的迷信行为多半是在崇拜恶魔。他们非常热衷举行表演和宴会来取悦死者，但事实上是在借由跳舞和吃喝取悦与放纵自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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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教化”原住民的目的很多，可能是为了军事扩张，或是便于行政管理，甚至是“宽大为怀”要带给他们文明。不管为了哪个目的，欧洲人都极度讨厌当地的团体仪式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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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大举扩张，四处打压原住民文化，这点毫无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轻描淡写带过，仿佛不需要多加说明。举例来说，人类学家乔恩·柯比（Jon P.Kirby）指出，在西非的传教士“忙着对付传统仪式与信仰”，连自己原本的任务和身份都忘了。[9]另一位人类学家贝芙莉·斯道杰（Beverly Stoeltje）解释说，现代系统化的宗教试图消灭原住民的宗教，使得宗教仪式与嘉年华活动慢慢分家。[10]显然，如果外来者不接受原住民的宗教仪式，原住民为了延续传统，就只好把它当作一般嘉年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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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很难找到详细的记录，去了解原住民习俗所受到的冲击。但夏威夷是例外。当地人记下了三方人士（白人传教士、白人船员、夏威夷人）的冲突过程。夏威夷人（人数最多）想维持传统的欢乐活动；船员想要喝酒及剥削当地女性；传教士想要建立清教式的神权政治。夏威夷是由许多大小王国组成的，美国白人传教士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认为，当地人都是“一丝不挂的野人，外表看来贫穷、落后又野蛮”。[11]他和之后的传教士努力阻止船员狂饮作乐，禁止夏威夷人从事传统活动，例如冲浪、赛艇、戴花环，还有“当地堕落的舞蹈”——草裙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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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高尚的欧洲人”遇到当地“崇拜恶魔的人”后发生什么事，我这里还有一些稀疏又简要的资料可以说明。有些学者认为，不管是宗教改革后欧洲境内的反嘉年华运动，或是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禁止原住民举行祭典与狂热仪式，两者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雷同。第一，这类行动都由官方主导，无论是世俗政权或教会高层，都会不定期禁止人民举办庆典活动，当然人民也会抵抗。第二，在某些情况下，官方会利用法律威吓人民，公告禁止打鼓、跳舞、戴面具等活动，违者将受到鞭打或截肢的惩罚。柯比提到：“多数的传教士认为，必要时在殖民政权的协助下，才能摧毁既有的体制。”[13]在欧洲，有心人士也需要当权者的协助才能推动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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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殖民政权还未站稳脚跟时，单打独斗的传教士就只能靠自己阻止“恶魔般的”当地习俗，就像英国的清教徒牧师得自己动手推倒五月花柱来破坏庆典。传教士记下自己许多大胆且轻率的举动，从欧洲以外的观点来看，那些行为其实非常荒谬。早期在非洲的天主教传教士说，只要一听到鼓声，他们就会“立刻冲到那个地方，阻止这个恶魔般的活动”。[14]在葡萄牙现今安哥拉的马桑加诺（Mas-sangano）堡垒，天主教的圣方济会托钵僧（Capuchin），差点被愤怒的群众拿石头击毙，因为他“竭力反对这些人进行他们邪恶的仪式”。[15]十九世纪中期，长老会的传教士发现牙买加黑人在跳姆哟舞，急忙阻止，但黑人回说，他们跳舞时“一点都不疯狂”，还告诉他，“你才有问题，闪远一点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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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欧洲一样，有团体仪式的场合，就有不同的文化相互竞争，可马洛夫称之为“文化擂台”，在场的人就算没有真的动粗，也会出言侮辱与威胁彼此。被殖民者会嘲笑欧洲来的侵略者，欧洲人也常怀疑他们在酝酿武装抗争。原住民会被基督教的教义吸引，但排斥基督教的崇拜方式。十九世纪非洲科萨族（Xhosa）的祭司莱雷（Nxele）一开始很喜欢基督教，但后来认为，正确的崇拜方式“不是一整天唱着圣歌，脸对着地板或前面的人祷告，而应该是跳舞、享受生活、做爱，这样黑人才会越来越多，占据整个地球”。[17]欧洲人这边则是“全力挑战团体仪式”，[18]以消灭传统仪式的多寡来判断“文明化”的成果。南非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布罗德本特（S.Broadbent）1865年写道：“我很高兴，茨瓦纳族的习俗和典礼日渐衰退。当地人还会进行一些舞蹈仪式，但我会过去阻止，还要对着那些愿意听的人传教。”[19]据说，南非纳马族（Namaqua）改信基督教的人“已经放弃跳舞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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