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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理由解释,为何庆典与狂热仪式不能在大型社会中存活下来。1790年,法国所有城市都在庆祝大革命周年纪念,跳舞的人成行成列从街上延伸到郊外。摇滚演唱会则能吸引上万人前来,几天下来,人人都平和地一起跳舞、相互认识。巴西现在仍然会举办嘉年华,特立尼达也还保留着自己的节庆活动。今日的非暴力革命,例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参加者一定会播放摇滚乐和饶舌乐,穿着革命颜色的服装,在大街上唱唱跳跳。不管人数有多少,都能创造欢庆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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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发展,社会规模不断变大,但这不能解释为何精英阶级长久以来对平民庆典与狂热仪式有敌意。这种敌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时每个城邦也只有几万人而已。彭透斯王对付酒神的伴侣,罗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因为担心信徒的人数有多少。几世纪以来,当局打压庆典和狂热仪式都是有意识进行的,他们(男女都有)感受到实在且迫切的威胁。所有构成文明的元素当中,对庆典最有敌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而是更过去的社会阶级。当某个阶级、族群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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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为例,首先,精英分子退出庆典活动,可能是因为害怕,也或许是想要维持尊严,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没有他们的参与,庆典仍维持其传统的功能,让参加者产生团结一致的感觉。这么一来,参加者就只剩下被统治的那群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一团结起来,更是会挑战统治阶级,例如在嘉年华活动中嘲讽国王和教会。欧洲殖民者四处征战,全世界都有这些精英的足迹。他们用自己的观念看待各地文化,视原住民为“野蛮人”,一到当地就威吓他们。这就是文明与集体狂欢的矛盾症结所在:狂欢仪式能营造团体向心力,但若团结起来的是被统治者——农夫、奴隶、女人、被殖民者,精英分子便会呼叫军队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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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方面来说,比起政治上的威胁,被统治者那些唱歌跳舞的庆祝活动对精英分子的威胁更为严重。毕竟国王与统治者都是人,都能感受到音乐吸引人的魅力。彭透斯王难以抗拒诱惑,于是穿上女人的衣服,加入女祭司,最后被母亲肢解,死状凄惨。为何十九世纪欧洲的殖民者经常以“失控”描述原住民的舞蹈?参加仪式的人并没有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因为这些仪式是细心排练过的。害怕“失去控制”的,其实是殖民者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旁观者也会接受到同样的诱惑,尤其是年轻人。罗马人就害怕酒神祭典会影响到年轻人。在童话故事里,魔笛手用他的风笛引诱德国小镇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外地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摇滚乐若只在黑人圈子中流传,不对外渗透到白人青年的生活圈,想必白人家长们应该就没那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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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精英分子对狄俄尼索斯庆典的敌意不只是出于实际的考量,担心年轻人变得叛逆、爱上狂欢。就哲学上来说,精英分子是想逃离混乱的公众娱乐生活。阶级的本质便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界线,谁可以去哪些地方,谁可以接近谁,这里欢迎谁、不欢迎谁,但庆典划破了这些界线。古典学家查尔斯·塞格尔(Charles Segal)这么说:“阿波罗设立限制,强化界线。他的对手狄俄尼索斯个性相反,化解了区隔。”[6](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象征和谐、理性与秩序,不同于狄俄尼索斯代表的享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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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将人排除在外,节庆则是海纳百川。音乐让每个人翩然起舞;分享食物就是在破坏阶级与特权。面具在仪式中有象征意义,此外,它隐藏了参加者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分不出谁是陌生人,谁是熟人:熟人暂时成为陌生人,陌生人也不用再担心跟大家不熟。嘉年华打破一切,不管你我之间有哪种差别,就算是身份不同,当下都不重要了。跨性别装扮是在贬低男女之分,如同变装为牧师和国王是在嘲讽权力与阶级。节庆活动进入高潮时,每个人都离开了自己既定的角色和地位——性别、种族、部落和阶级,短暂地进入充满平等精神、创意与爱的乌托邦。史前时代的人通过舞蹈和节庆形成群体,至今我们仍有那样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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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基本进程。越文明的社会,阶级化越明显,总是会有些阶级或团体拥有掌控多数人的权力,而且他们厌恶节庆与传统的狂热活动。[这是否为文明的内在特征,目前并不清楚,当然,时下民主的拥护者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则有别的看法,他们提出一些复杂的草根民主方案,希望废除各种阶级,同时也能保持现代的生产工具。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在其著作《参与型经济》(Parecon,London:Verso,2003)中便提出了这样的社会方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约翰·哲忍(John Zerzan)有更激进的看法,他认为,若不消除工业化,甚至整个劳力分工体系,就无法达到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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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节庆,阶级社会就没有媒介可以凝聚人民,除了大型集会,或者干脆强迫他们聚在一起。在民主的表象下,当代文明世界实则极度阶级化,身份、种族与性别依旧分化着我们的社会。虽然人们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但这样的结合完全没有情感上的连接。美国人住在世界上较富裕的地区,也知道自己大量依赖中国工人、印度信息工程师以及移民美国的清洁工,但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大部分时候也不感兴趣。我们几乎不认识邻居,还常把同事视为竞争对手。文明世界中,没有几样元素可以连接集体的情感,战争新闻和名人丧礼偶尔能凝聚众人的同情心,但除此之外,文明只是个空洞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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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了这种情感上的空洞付出很高的代价。就个人的层面,我们在社会上各自孤立,还得了忧郁症,这些症况虽不致死,但却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就整体而言,我们要面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世界上半数的人因贫穷越来越衰弱,传染病击垮整个国家。冰山融化、自然灾害剧增。但我们多数时候麻木不仁,缺乏方法或意愿来有效改善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整体”、“共善”这些概念已经被自私的掌权阶级消耗光了,他们贪婪,渴望更多权力。整个世界数十年来保守的社会政策没有让全体一起承担责任,而是让个人或家庭自己去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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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福音派教会告诉我们,家庭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它就像个完美的容器,它是整个社会效忠的对象,是所有希望的源头。如果要找出一件事说明人类的演化正在倒退,肯定就是强调家庭价值了。我们将自己的社会需求压缩在家庭的界限中,生活的方式跟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完全不同。我们成为人类前,还是灵长类的时候就懂得跳舞了,只是还不知道舞蹈仪式是一种“生物科技”,可以用来集结更大的群体。人类拥有智慧和慷慨心,能够去认识非亲非故的人,不像原始人只能与同类依偎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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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明也创造一些欢愉来弥补损失,不过多半都在消费文化中。消费文化鼓励我们改变欲望的对象,想办法获得“物品”去向他人展示:新车、新鞋、新面孔,这些都能加强我们的身份地位,让自己觉得不孤单、有影响力。比起中世纪英国的市集,现代人的购物广场应该沉闷得多了,不过它能提供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迷人商品(来自全球各地)以及贴心、便利的服务。现代人还有各种“娱乐”,除了电影、影集,只要有台iPod,你就可以独自享受源源不绝的音乐。解闷的玩意儿还有电玩游戏,甚至连虚拟实境游戏都快出现了。药物也很流行,不管是合法或不合法的,都可以让我们摆脱忧郁、抚平焦虑、恢复自信心。它最能说明现代人普遍的空虚感。今日我们谈到“狂喜”时,不是指一种体验,而是一种药,它叫作摇头丸,给人瞬间的愉快感以及同乐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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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补偿性的欢愉并不能满足我们深处的渴望。一旦你拒绝消费文化、商业娱乐、药物的诱惑,很快就会发现人类生活中有些事“消失了”。我们很难确切指出那是什么,若用比较不精确的字眼表达,则是“灵性”或“社群”。知识分子常常发表一堆冗长的文章,谈论我们社会丧失了黏着剂,再也没有强力的工具能把我们和家人以外的陌生人联系在一起。1985年,历史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等人出版《心的习惯:美式生活中的个人及其归属》(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他们发现,美国人沉迷于个人的野心中,无法想象自身外有更大的社群。2000年,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出版《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群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人不只减少参与公民活动,对其他团体活动也都不热衷。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提倡“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目的在恢复小型、团结社会中才有的那种凝聚力,这股思潮的拥护者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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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人而言,“消失”的那些事情很快就可以用宗教取代。如同马克思预测的,宗教不会凋谢,甚至正大举地复苏,在美国为主流的基督教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教仍然欣欣向荣。人们在宗教中找到许多寄托,例如活着的目的、受苦受难的形而上学解释等。在宗教里也能找到社群,不管是伊斯兰的“乌玛”(umma,编按:来自同一地区、祖先相同的社群)或临近的小镇教堂,都让人有归属感。基督教拟人化的上帝更是成为人类团结的象征,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他能陪伴我们、安慰我们、给予各种建议。据说他能治疗忧郁、疏离感、寂寞,甚至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像是酒精与药物成瘾,他发挥的力量就像有爱的社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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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起过去热爱跳舞的宗教,今日的“信仰”比较呆板、没有活力。不过既然是“信仰”,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信念组成,而不是直接的认知。不过史前时代祭典上的舞者、酒神的伴侣或伏都教的信徒并非如此,他们不“相信”神存在,而是“感知”到神,因为集体狂热活动到达高潮时,神明便附身在他们身上。现代基督徒也许有类似的经验,但基督教的基本要求是“信念”,得通过努力想象才知神意。相反地,狄俄尼索斯不会要求追随者相信他,而是呼唤他们前来与他接触,让他进入他们的身体与心灵,感受他的狂野与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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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种种论点看来,我们想象中那些“未改信基督的野人”看到文明的成果,应该会感到失望。他们会感慨神明不见了,现代人要请神降临的话,就得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内在的信念,而不是跟众人一起参加祭典。他们也会被现代人繁衍的成果吓到,地球上居然有这么多人口,快超出环境负荷了。虽然人口这么多,但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丰富,人与人之间反倒充满敌意与挫败感。周边环境的惨况令他们害怕,科技进步了,但对于贫穷与疾病仍然无能为力。最令他们难过的是,这些同种人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了——流行病、全球暖化、核武威胁、自然资源耗尽,这些危机终将毁灭人类。现代人又太过疏离,无法团结起来面对问题,像远古的智人那样肩并肩站在一起抵抗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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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解决问题了。世界上数百万的人参与各种运动,关心经济公平、和平、平等、环保等议题,这些运动孕育出我们日常被动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团结和欢庆精神。不过,今日我们已经找不到人要创造单纯的集体欢愉活动了。大多数人已不太熟悉“集体欢愉”这个概念,还以为是一种异国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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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好好解释一下为何集体欢愉的声音消失了。我们先还给庆典的敌人一些公道,比如罗伯斯庇尔。假如他们有些幽默感,愿意讨论一下的话,大概会想说服我们,那些失去的东西其实不重要。说真的,只有傻瓜或是嗑太多药的嬉皮才会以为,恢复庆典和狂热仪式可以拯救人类以及解决目前的危机。就算我们现在复兴了过去的庆典活动,还能找回它原来的热度和意义吗?手牵手、一起唱歌跳舞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也不能修复被污染的大地。事实上,庆典有时候只是用来安抚或麻痹参加者的情绪。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嘉年华与暴政并行不悖,因此学者才用“安全阀”来解释嘉年华的社会功能。美洲原住民无法靠狂热仪式“神鬼之舞”改变他们种族被灭绝的命运,同样地,被殖民的非洲人跳舞跳到出神也不会变得刀枪不入。在群体存亡的关键时刻,举办狂热仪式可能只是浪费体力。不只如此,像海地的独裁者“爸爸医生”杜瓦利埃(‘Papa Doc’Duvalier)就极力支持伏都教,好用它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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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也流着加尔文教徒的血液,毕竟我的祖先可是货真价实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他们孜孜不倦地告诉我,做好工作、拯救世界,有时间再庆祝一下。在贫穷、困境和生存危机下,没时间、也没正当理由去想寻欢作乐的事。我们心里的声音如是说:“别听那些微弱的鼓声和笛声,狂野的嘉年华和跳舞仪式都是古老的事情了。酒神的女祭司早就死了,古典学家出于好奇心作祟才研究她们。地球上也没有多少‘原住民”了。忘了过去吧,反正多半都是想象出来的,去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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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狂热的因子并没有远离。官方镇压了几百年,还打算用大型集会取代庆典,但它还是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新芽。摇滚革命在战后美国突破重围,解除社会常规下的焦虑感,反文化运动因此诞生。在文化光谱的另一端,大型运动赛事结合民族主义,吸引人们参加运动嘉年华,个人的创造力和集体愉悦都被召唤回来。宗教领域的狂热活动也还在进行,例如每年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Hasidic)会去乌克兰小镇乌曼(Uman)朝圣。苏联解体后,犹太教哈西德派就发起这项朝圣活动,男众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在街上唱歌跳舞,以纪念死去的拉比。参加大众庆典的冲动一直都还在,一有机会我们绝不会放过。伊朗绝对是世界上最压抑的国家之一,它在1997年晋级世界杯足球赛,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庆祝活动瘫痪了整个德黑兰,女人脱下了政府规定要戴的面纱,男人纸杯里倒的是平常禁止饮用的伏特加,青少年则在街上跳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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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没有演唱会或运动赛事,人们还是会无来由地聚在一起办派对。每年夏天有好几千名女性朋友参加密歇根的女人音乐节(Michigan Women’s Music Festival),官网上描述说:“那是地球上最棒的派对。”男同性恋圈则盛行“圈内人派对”(Circuit Party),他们跳舞、扮装,在化学药物的刺激下,可以嗨个好几天。同样地,我们要感谢同性恋们将万圣节变成大人的节日,现在每逢万圣节,各种性倾向的人都可以扮装上街参加游行。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简述近年来在这个节日观察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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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许多同性恋漫步在卡斯特罗(Castro)、波克街(Polk)。特罗卡德罗俱乐部(Trocadero Transfer Club)则举办三天的主题派对,所有人扮成电影《冲锋飞车队》里的角色。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Salem),万圣节的活动多达四十场,吸引五万多名游客前来参加。盐湖城的私人俱乐部也开心地在举办派对,虽然当地的摩门教徒不喜欢亵渎和逾矩的行为。有位游客记得很清楚,他看见怀孕的修女和不正经的神父在舞池里打情骂俏,还有人在现场复制了三个摩门教教会屋顶上摆放的金色天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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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起的庆典活动也很引人注目,例如柏林“爱的游行”(Love Parade),这个户外跳舞派对每年吸引超过一百人万参加。还有每年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Black Rock Desert)举办的“火人活动”(Burning Man),数千人不分老幼每年齐聚一堂从事艺术创作、跳舞、彩绘、扮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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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活动是社会改革的手段,虽然它本身有些问题,但通过它我们可以创造许多嘉年华。我参加过各种示威活动,诉求包括反战、两性平等或经济正义,它们都具有嘉年华的特色:扮装、音乐、随性起舞、分享食物和饮料。媒体经常嘲笑抗议现场的嘉年华精神,说我们偏离严肃的政治主题,沉溺在娱乐当中。但经验丰富的组织者都知道,人们可不能等到“革命成功”之后才享乐。得州民粹主义者吉姆·海托(Jim Hightower)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美国各地发起“滚雷”(Rolling Thunder)活动,提供音乐、食物,让许多人可以相互交流;他的诉求是“让政党回归政治”。在这些运动中,每个人都能立即感受到团结带来的喜悦。面对国家与企业的强大权力,团结是人民唯一的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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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过去几年的趋势看来,抗议示威活动确实越来越像嘉年华,尤其是欧洲、拉丁美洲、加拿大和美国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运动人士都是年轻人,会针对游行特别设计服装,最有名的是1999年西雅图环保运动中出现的乌龟服。他们脸上戴面具或彩绘,示威的时候带着鼓,有时也在街上跳舞,还在街头表演行动剧嘲弄当权者。西雅图的报纸报道了1999年的示威:“那个场景……和纽约跨年派对很像。有人砰砰砰地打鼓,有人吹喇叭,往空中丢飞盘,其中一个掉到警察的脚边,警察把飞盘捡起来,又丢回欢呼的群众里。”[9]扮装、在大街上跳舞、嘲笑权贵、拥抱陌生人,这些冲动是很难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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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为什么人们会想做这些事?集体欢愉的能力建在我们体内,那是非常深沉的渴望,就如同我们能跟另一个人从事性爱活动。当然没有这些活动,大多数的人还是可以生存,但风险是陷入忧郁、孤单的梦魇中。为什么不找回我们人类特有的天赋呢?身为万物之灵,只有人类能够在音乐、色彩、飨宴与舞蹈中创造狂热欢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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