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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还有一个外部因素改变了球迷的行为，那就是摇滚乐。南美洲人一直很喜欢在足球场上演奏舞曲，有球迷一打鼓，看台上的其他人就跳了起来。但传统上，美国的比赛是没有音乐的，除了国歌和中场仪队表演的音乐，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例外。当时球场上也实施种族隔离，有些联盟的球员全是黑人。黑人比赛时，现场会有爵士或蓝调乐团炒热气氛，看台上的观众也随之起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摇滚乐才终于出现在美国各大联盟的比赛中。比赛因此充满摇滚精神，让人想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与全场球迷、球员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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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运动赛事与摇滚乐一开始关系没这么紧密。《滚石杂志》的编辑在1999年写道：“六十年代的文化重心在青年学子，运动不是那个族群普遍关心的议题。就摇滚乐本身的精神而言，它甚至对立于足球联盟。”[47]鲍勃·威尔（Bob Weir）在加入感恩而死乐团前是高中足球队员，他说：“在六十年代，音乐和体育是两个世界。热爱运动的人通常比较能接受团体生活，生活基本上跟士兵没两样……至于摇滚乐手，如果有什么事不合我们的意，我们一定会让大家难堪，或干脆不照规矩做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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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许是为了呼应校园反战的气氛，在中场休息时间表演的大专乐队抛弃了军乐，开始演奏摇滚乐曲。七十年代末期，职业比赛现场开始播放摇滚音乐，《时代周刊》把这样的转变归因于美国企业的CEO们开始对摇滚乐产生兴趣，他们可是球团的赞助人：“美国企业丢掉呆板的形象，开始在广告中加入反主流的元素。”[49]既然如此，让摇滚乐融入运动赛事便是弹指之间的事了。但这样的创新倘若遭到球迷的反对，就做不长久。越来越多球迷成为摇滚乐迷，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又往往是体育场。所以他们对于乖乖当个观众、好好坐着看球，会感到有点不耐。如果摇滚乐可以出现在广告、电梯音乐、婚礼中，为什么不能在大型比赛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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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摇滚乐和美国体育的起源大不同，这两者很快就像棒球和啤酒一样不可分了。1994年，评论员甚至聊起运动和摇滚乐的结合：“这两种产业的区隔渐渐模糊了，感觉只是大型娱乐产业的一体两面。”[50]运动场经理现在会聘请十来个音乐专家，由他们挑选比赛进行时的曲目，唱片公司也把职业运动场当成电台一样的音乐大卖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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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潮流发展迄今，若有个盲人走进比赛现场，大概会分不出它与摇滚演唱会哪里不同。中场休息、好球重播、球员上下场、比赛结束庆祝胜利，这些时刻都会配上摇滚乐。但不是所有摇滚歌曲都适合，运动场上有专属的摇滚派别——运动摇滚（Jock Rock），几首耳熟能详的曲子，像是雪橇姐妹（Sister Sledge）的《我们都是一家人》（We Are Family）、巴哈人（Baha Men）的《谁把狗放出来》（Who Let the Dogs Out），都是通过运动赛事才变得流行起来。唱片公司也制作了运动摇滚精选集，专门收录一些振奋人心的歌曲，例如皇后合唱团的《我们将震撼你》（We Will Rock You）和村民（Village People）的《YMCA》。运动场上播放的曲目比较多元，包括山塔那、阿姆、冲撞乐队、红辣椒乐队的歌曲。2006年的超级碗，场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播滚石乐队的歌，球迷拿着手电筒、摇摆身体，就跟在摇滚演唱会上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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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从票房到球员表现，没人研究过摇滚乐对运动的影响。球员多半会抱怨那些噪音，可想而知，直逼摇滚演唱会的分贝数对球员的表现益处不大。[52]但对球迷来说，球场上摇滚音乐的效果和在演唱会里差不多：一听到就站起来跳舞。无疑，球场管理者会小心不让气氛过“嗨”，所以只在特定的时间如中场休息时播放音乐。虽然如此，和五万人一起在看台上跳舞，这种感觉可是非常迷人呢！有位球迷描述洋基球场上的即兴跳舞活动：“第五局中场休息时，工作人员出来整理场地时，突然一起做出YMCA的嘴型，还跳起舞来，全球场上的观众马上加入一起做动作。”[53]一位评论员写道，球赛现场一放加里·格利特（Gary Glitter）的名曲《摇滚乐第二部》（Rock and Roll Part2），歌迷就会跟着旋律回应：“嘿！”“我第一次在丹佛看到这个场面，当时匹兹堡钢人（Steelers）作客对上丹佛野马（Broncos）。丹佛人是我见过最死忠的球迷，毫不夸张，他们撼动了整个哩高球场（Mile High Stadium）。他们一跳起来，大叫‘嘿！’，气势直冲落几山，球场看台都摇晃了起来。”[54]摇滚乐加强运动场上的派对气氛，人人情绪激昂，放下自我，更加勇于尝试夸张的扮装、脸部彩绘以及全场一致的加油动作。几十年前，大约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运动赛事还非常规矩，可以说是男子汉的集会，现场洋溢着军乐以及其他军事展演。摇滚乐意外地闯入了这个领域，开创出狄俄尼索斯式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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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后来便习惯在比赛会场跳舞，与此同时，全球的足球文化也在改变。众人乐于把运动赛事当成庆典活动，而不管此举会有什么影响。有个美国记者在1994年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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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美国球迷喜欢在赛前开派对，有些人是在赛后，还有人赛前赛后都要庆祝一番。巴西人和荷兰人说：别让比赛中断开心的派对……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球迷觉得自己就是球赛的一部分，就算自己国家的球队没来也没关系。看看那五个穿着绿色和金色服装的男人，还有那个扮成香蕉的。他们来自东京，花了四千美元飞来巴西观看比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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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足球迷而言，各国球队较劲之时，民族主义是最强大的力量。但有些球迷超越民族，每一队都支持。2002年世界杯英格兰对丹麦的比赛中，全场有一半观众是日本人，尽管日本在准决赛上可能会遇上英国，但他们还是穿着红白衫支持英格兰。[56]当然多数的球迷对母国队伍都非常忠心，也很关心球赛本身的细节。但运动赛事的内涵似乎不断被掏空。上万球迷一起唱歌、跳舞、呼喊，场面多么壮观，情绪多么高昂，球赛本身的光芒都被盖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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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赛事变成嘉年华，看来是球迷的胜利，他们打破传统观众的定位，化被动为主动，把比赛变成派对。不过，显然他们是另一群球迷。过去球迷一开始要创造的，是更好的观赛环境与纯粹的运动赛事。劳动阶级的球迷负担不起旅费出国看比赛，但美国本地的球赛门票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涨价，这一切要感谢崭新的运动场和球员飙高的年薪。1996年，有位运动社会学家提到：“美国曲棍球、足球、篮球比赛的门票直逼五十美元，去球场看比赛成为高消费活动。下阶层的人自然被排除在球场外，搞不好一般中产阶级也负担不起。”[57]在英国，全新的运动场只有座位，无站票，不仅门票变贵了，从前劳动阶级专属的看台区也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他们一起唱歌、拍手了。根据法露迪的说法：“劳动阶级完全被排除在运动界之外。有影响力的球迷都是有钱人跟企业家，他们付得起豪华包厢的钱，还能包下整季的座位（有些球场要价五千美元）。亲临现场看足球……就像买车一样，得付头期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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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的族群结构变了，球赛的庆典气氛是否还会存在，仍有待观察。过去几年，最有钱的球迷已经以行动表明自己不喜欢球场上的嘉年华活动。这些大老板撤退到球场里专属的豪华包厢，边谈生意，边享受美食、鸡尾酒，顺便留意一下球赛打得如何。《美式生活》（American Way，美国飞机上流通的杂志）里头有一篇文章解释为何要区隔不同阶级的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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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CEO每年付一百万美元租下运动场里的豪华包厢，就是为了和新客户交际谈生意。他当然不会关心看台上那些拥挤的球迷。企业家最不想在私人空间里看到的，就是在脸上涂色、对裁判骂脏话的疯狂球迷。（讽刺的是，最忠心的球迷往往就是负担不起昂贵、奢侈包厢的那群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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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再也负担不起到球场看球。去不成昔日的聚会场所，他们应该还能在运动酒吧延续运动迷狂欢的传统。在美国，运动酒吧到处都有。而且要找到一家酒吧，里头没有摆放球队周边商品，它的大屏幕没有锁定在运动频道，那可真不容易。但就像几百年前的乡民足球赛和竞走比赛，也许二十世纪后期多彩多姿的运动迷传统将永远消失。当初创造这些活动的阶级，也许再也没机会进球场狂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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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结论/再创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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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本书一开始提到的，十九世纪的新教改革者只要一想到，改信基督教的或霍屯督人会多么讨厌“不得体”的嘉年华活动，就觉得那些热爱嘉年华的欧洲人一定会备受打击。新教徒幻想着，这些改信基督的“野人”若发现文明的基督徒居然戴面具跳舞，像家乡那些未改宗的同胞一样在公开场合嬉闹，一定会很厌恶。不过，想象未改宗的“野人”噗通掉进现代都市，那才有趣吧。如果我们把十八世纪大洋洲土著、北美印第安人或新几内亚的居民送到曼哈顿午餐尖峰时刻的街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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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定会被红绿灯、汽车和大片取代树和草的建筑物吓得目瞪口呆。先不论未来科技带来的惊吓（如同所有的喜剧情节），最令他们惊奇的是身在人群中的感觉：一个路口就聚集了这么多人，他们生活中唯一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是部落每年一度的聚会，几百个人在同一时间齐聚，跳舞、饮食、狂欢个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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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们的经验来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应该是为了举办庆典，既然城市街上有这么多人，显然是为了参加更热闹、更有创意的活动，场面一定超过自己家乡几十个人的庆典。片刻间，在这些“野人”的眼中，纽约客脸上的妆、身上穿的制式“服装”，会让他们误以为闯入一个庆典，但这些人脸上的表情很快就会推翻他们的猜测。这些人表情紧绷，没有一丝笑容，回避眼神交流，只顾着要去办事。不管这些人要去做什么，显然都不是在玩乐。原住民朋友大为震惊，这么多人聚在街上，居然没打算（或没能力）来办个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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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透斯王和狄俄尼索斯、教宗和跳舞的农夫、清教徒和嘉年华爱好者、传教士和跳狂热舞蹈的原住民，在这长达三千年的对峙过程中，彭透斯王和他的盟友似乎获胜了。集体欢愉的场合被严重边缘化，穷人们只能在教堂外的街道聚集，年轻人只好去阴暗的酒吧鬼混。更重要的是，欢愉的源头——“他人”，包括陌生人，也不再引人入胜。在今日的世界，“他人”成为我们个人成就的阻碍。“他人”在市区街上和高速公路上妨碍我们行进，抢了我们的停车位和工作。“他人”这么多，房价才会高居不下。“他人”粗鲁又吵闹，毁了我们喜爱的度假地点。“他人”更可能是杀人魔或恐怖分子。人类演化成为社会性动物，社会程度远比任何灵长类高，还能和非亲非故的人一起玩乐。但现在超过六十亿的地球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竞争石油、水这些资源，我们内化的社会性便显得幼稚、落伍、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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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宗教派别倾力推崇飨宴和舞会，宣传这些活动的美好之处。美国的基本教义派基督徒、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对狂欢活动充满敌意。激进教派崛起后，便开始打压狂热的苏菲教派，禁止后者的音乐、舞蹈表演，更不允许异性同时出席公开场合。美国福音派清教徒的“重生运动”让许多个人得到宗教上的启示，但大体上而言，他们还是一脉相承冷酷的加尔文精神，敦促信徒努力工作，保持清醒，也不特别强调慈善工作。至于西方一般知识分子与学者，这些人所持的观点我们在书中都提过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讨厌“原始的”狂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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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世纪以来，反对者一直强调，庆典活动、狂热仪式与文明相冲突，特别是现代文明。学者比较能理解传统庆典的重要性，但还是把它们当成过时的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沃说：“当社会越来越复杂，阶级与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显，传统庆典便难以存活。”[1]法国社会学家让·迪维尼奥（Jean Duvignaud）也提到：“随着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的发展，社会条件成熟后，自然就会排除掉庆典活动。”[2]工业化、市场经济以及复杂的劳力分工，这三者与庆典活动不兼容。这种看法跟弗洛伊德的说法大同小异（也一样可疑），照他们的想法，无拘束的性行为也是与文明相冲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抗生素、室内空调和搭飞机旅行这些文明产物，就不该再牵着陌生人的手在街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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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集体狂热传统两者不兼容，这种预设本身有点矛盾。文明是好的，是吧？它建立在许多良好的人类特质上，如智力、自我牺牲还有科技创造。但狂热庆典也是好的，它表达了我们的艺术情怀、灵性追求，以及我们的团结。如果我们将庆典、狂热仪式、集体愉悦排除在文明之外，那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进步呢？毕竟那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质，是我们最深的渴望。保罗·哈尔莫斯（Paul Halmos）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知名的文章《合唱舞蹈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Choral Dance）。哈尔莫斯表示，合唱舞蹈是一种团体舞蹈，非常古老，分布地区也很普遍。它与近代欧洲发展出的双人舞蹈大不相同，团体舞蹈表达出人类“集结成群的冲动”和“生物层次的社会需求”。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因此，团体舞蹈在复杂的社会中消失（特别是工业化的文明），也代表我们生活中某个层面正在消失。这是令人非常不快的结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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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标准为何？也许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狂热仪式和庆典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同时间吸引几百人前来参加，在这样大小的团体中，每个人都听得见现场的音乐（未经扩音器），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其他的参加者。然而所谓的文明社会，似乎就是好几千人（我们的时代则是好几百万人）被绑在一起，经济上相互依存，军事上面对同样的敌人，以及遵守同一套法律。无论是过去或现代的大型社会，要创造休戚与共的感觉，通常都要通过能让上千人观赏的大型集会；电视则可以让数百万人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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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理论家居伊·德博（Guy Debord）称呼现代社会为“以大型集会为中心的社会”，依据他的描述，它出现在“没有庆典的时代”。[4]人们不会自行创造集体的愉悦，而是从大型集会中吸收、取用快乐，当中包括商业性的娱乐活动、国家庆典以及其他消费文化等。同时，媒体则不断宣传个人独享的快乐经验。德博感慨地说：“长期下来，观众的角色越来越被动。不得不说，大型集会是被禁锢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没有传达任何意义，只有让人累得想睡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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