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99063
自冰河期结束以来，人类环境的最大变化是通常被我们称为农业和工业革命的能量获取的爆炸，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主要的价值观体系与三个主要的能量获取体系能够大致重叠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15]指出，整个历史实际上可以浓缩成一个简单的公式C=E×T，其中C代表文化，E代表能量，而T代表科技。他总结说：“当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加，或者能量转换的科技手段的效率提高，抑或两个因素同时增长时，文化就会发展。”怀特近年来不太流行了，但我将在本书中论证，他的观点大半是正确的。人类在近两万年来所获得的能量呈螺旋式上升，驱动了文化进化的进程，人类的价值观作为其一部分，也发生了变化。
1707499064
1707499065
如果以上述方式来考察价值观体系，我们大概还应得出如下结论——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证的——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根据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16]的说法，“我们生而正直，但确切地说，我们不得不学习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在哪些事情上正直”，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能量的获取方式大致决定了哪些人口制度和组织形式运作最佳，而这些又反过来决定了哪些价值观将成为主流。
1707499066
1707499067
进化——无论是文化进化还是生物进化——是通过数百万次微型试验进行的竞争过程。它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某个有机体或社会现今的状态限制了它未来的状态，并且进化通常是混乱、喧嚣，甚至不无暴力的。但随着各种突变之间的竞争尘埃落定，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特征会取代那些表现不佳的特征。我认为，这就是在我粗分的觅食、农耕和使用化石燃料这三个阶段，人类行为、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上为何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的原因——比如，高高在上的国王和奴隶制度何以在农业社会如此常见（但并非全部），而在化石燃料社会却如此罕有（但并非完全缺失）。农民往往会选择等级制度，不是因为他们恃强凌弱，而是因为那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化石燃料使用者往往会选择民主，不是因为他们怀瑾握瑜，而是因为能量之丰富使世界大大改观，以至于对当今世界来说民主才是最佳选择。
1707499068
1707499069
因此，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我们的主观意愿看似无关痛痒。我个人就曾亲身体会过这种价值观和环境间此进彼退的关系。1986年，在阿西罗斯工作4年以后，我转而研究文化人类学。有一次我去肯尼亚探望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友），她在那里跟卢希亚人学习传统医学。作为来自化石燃料全盛时代的两个研究生，我们俩满脑子当代价值观，特别注意避免像不久前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家那样，让报酬过低的当地工作人员替我们扛东西。但我们发现，在英国剑桥的小酒馆里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说法，在卡卡梅加（Kakamega）和基苏木（Kisumu）之间的丘陵地区却很难付诸实践。该地区当时还主要是个化石燃料前的世界，甚至处于比阿西罗斯更加典型的农耕时代。因此，我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从河里打水回来，捡树枝来烧开水，以供饮用烹煮，或是洗洗涮涮。凯茜要教学，还要采访，我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还要准备在芝加哥大学的求职演讲，我们俩都没时间花几个小时去河边背水。
1707499070
1707499071
但是，在那个长期被高失业率所困的农业经济地区，大量本地妇女却有的是时间。我们每天只要花上一美元左右，就可以买回几个小时。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只是个零头而已，但对一个当地家庭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是个双赢的局面，但也是个经典的殖民主义关系，我们不想这么做。我们花了大约一个星期在泥地里来回踉跄，水桶动辄掉落，到家则永远点不着火。最终我们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原则，不得不说，这对每个人都是解脱。金钱易手，采访顺利结束，我也完成了专著，找到了工作，还着实给好几个家庭帮补了家用（图1.2）。
1707499072
1707499073
或许是因为我们意志薄弱。换作康德，估计不会如我们这般轻易妥协（虽然我也无法想象他老人家会亲自从河边背水）。不过我怀疑在那种情形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跟我们做出一样的选择。据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7]在被人指摘前后矛盾时回应说：“时过境迁，我的想法自然会跟着变。阁下不是这样吗？”不管凯恩斯是否说过此话，它精准地概括了近两万年来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过数十亿次的场景。生物进化赐予我们的好处之一便是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应该随机应变。
1707499074
1707499075
1707499076
1707499077
1707499078
图1.2 背水人
1707499079
1707499080
肯尼亚妇女在溪边取水（图片来自1986年购于基苏木的一张明信片；作者的收藏）。
1707499081
1707499082
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698]
1707499083
历史学家的错误
1707499084
1707499085
自哲学历史学家的时代以来，大规模解释模型的建构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测试那些模型。由于理想类型过于混乱，每一种概括都不可避免持续有例外发生；那么，我们何时才能知道某个理论的例外太多，因而一定是错误的？
1707499086
1707499087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坦纳讲座时，就遇上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受邀离开芝加哥，前去响应科林·伦弗鲁[18]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主讲的有关考古学、语言与身份认同的讲座。在首日讲座之后召开的研讨会上，伦弗鲁教授和哲学家艾莉森·怀利[19]就证伪展开了热烈讨论。根据他的理论，人口流动和语言变化之间不无联系，在座的考古学家们就此举出了一个又一个例外，但关于该理论是否（或是否可能）已被证伪，一直未有定论。
1707499088
1707499089
由生物学家转型为宏观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20]认为，关于这一点以及很多其他观点，“科学史主张：某个学科通常只有在发展出数学理论之后，才会真正成熟”。如果他是对的（我认为确实如此），关于证伪问题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便是驳回格尔茨关于论文是分析文化冲突的天然体裁的说法。我倒不如在本书开头就从能量获取的不同阶段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样本，把它们的价值观体系缩减为一个数字代码，并比较各种价值观体系与能量获取之间的适合度。然后通过X2（卡方检验）或其他显著性检验就能得出结论，了解在0.05的概率水平，或其他任何看似恰当的阈值上，我们能否反驳这个无效假设（即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没有相关）。我会需要花上数页篇幅来解释我的代码体系和采样策略，不过如果检验表明价值观和能量获取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我便可立即着手解释这一相关性的原因及其可能影响了。
1707499090
1707499091
对于很多种大规模跨文化的比较而言，这样做在原则上最为简单易行、一目了然（纵然在实践过程中定量检验的结果往往没那么直观）。大型数据库（尤其是“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已然存在，还有更好的数据库正在建设之中。然而，这些数据库中有关价值观的信息就乏善可陈了。主要问题在于，道德价值观是标称数据，而非区间数据——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个社会中的人群普遍认为贫富不均是好事，而另一个社会的人群认为那是坏事，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两个社会有所不同，传达不了任何其他讯息。人群的态度无法分等或测量：“好”与“坏”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而已（是为“名义”数据[21]），绝非可以用来测量和量化其间距离的连续量表上的数据点（是为“区间”数据）。
1707499092
1707499093
由于这些（还有其他）问题的存在，跨文化指数的制作者们往往会极力避开价值观，我本人在早期尝试量化指标时，也曾奉其为圭臬。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不够坚持，就像我在卢希亚人那里不够坚持我的化石燃料价值观一样，确有其他分析家声称他们找到了把人类价值观从标称数据转化为区间数据的方法。从1981年以来，一个名为“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大型欧洲项目就价值观问题在100个国家采访了逾40万人，并将采访得到的回复在两个数轴上排序。第一个数轴是从“传统”到“世俗—理性”价值观（测量对于宗教、家庭和权威的态度），第二个数轴是从“生存”到“自我表达”（涉及人们对人身和经济安全的关注，以及信任和容忍的水平）。然后WVS将用数字表示的分数打包，计算出一个单一的分数，就能在一个价值观坐标图上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进行标注了。
1707499094
1707499095
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2]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23]说，所有这些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改变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其改变的过程大致是可预测的”。他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发展——从农村主导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基于服务的经济——与我所说的能量获取相似但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我试图在图1.3和图1.4中进行一个更加直接的测试，将WVS的分数与能量获取的原始测量标准关联起来。图1.3是最简版本，坐标的纵轴是WVS的“传统到世俗—理性”数轴上国家的分数，横轴是每个国家农业部门所产生的财富比例。图上体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随着化石燃料取代了农业，价值观也从“传统”转变为“世俗—理性”；但这是一个弱相关，R2（相关系数）的数值仅为0.24。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但图1.3表明，这种关系并不牢靠。只要至少有1/4的国家财富来自农业，价值观就会相当传统，而一旦非农业部门的比例升至75%以上，价值观便会朝着世俗—理性标准迅速转变（不过变异情况很多而绝非铁板一块）。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会看到，史实有力地证实了这一模式。
1707499096
1707499097
统计数据就是统计数据，处理WVS的数据有很多方式，但我试过的所有比较都得出了差不多相同的结果。例如，图1.4在纵轴上显示了WVS的每个国家的“传统到世俗—理性”和“生存到自我表达”分数。横轴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综合测度，把农业（即第一产业部门）的产出和工业（即第二产业部门），以及服务业（即第三产业部门）的产出分离开来，然后为每个国家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每个百分比赋值1点，第二产业的每个百分比赋值2点，第三产业的赋值3点。如此一来便产生了更加明显的相关（R2=0.43），但整体情况与图1.3无甚差别。经济越不发达，人们就越可能拥有传统价值观，但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虽然变异情况很多而绝非铁板一块）更倾向于理性、世俗和自我表达。
1707499098
1707499099
1707499100
1707499101
1707499102
图1.3 价值观和能量获取，第一版
1707499103
1707499104
纵轴为WVS传统到世俗—理性价值观标度上的国家分数，横轴为每个国家非农业工作所产生的财富比例（y=0.0506x–2.8947；R2= 0.23738）。
1707499105
1707499106
WVS总结道，这一模式如此混乱的原因在于，发展并不是影响价值观的唯一要素。“尽管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可预测的变化，”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说，“文化传统——例如一个社会在历史上是否受到过新教、儒家或共产主义的影响——始终会在该社会的世界观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历史很重要，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反映了现代化驱动力与滞后的传统影响之间的互动。”
1707499107
1707499108
1707499109
1707499110
1707499111
图1.4 价值观和能量获取，第二版
170749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