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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是将WVS的传统到世俗—理性和生存到自我表达标度相结合的综合分数，横轴是反映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的综合分数（y=0.0499x–8.7655；R2= 0.4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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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基于2010年的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他们研究过的74个国家（图1.5）的“文化地图”，阐明了这一互动。文化和/或语言集群非常醒目，这不会只是巧合，但仍有很多异常情况需要解释。例如，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提出的“天主教欧洲”这一类别，以一条狭窄走廊把波兰和集群中的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与格里为一党之利擅自改划的选区[24]有着惊人的相似。根据各国在该地图上的位置，大多数罗马尼亚人想当穆斯林，而危地马拉人希望成为非洲人，爱尔兰人（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内）感觉自己当拉美人最合适。希腊和以色列均未在这一版文化地图上标记（它们曾在早期版本中出现过），但它们的WVS分数表明，东正教的家乡还真是在斯洛文尼亚和比利时之间，远离同教派的教友，而犹太国则坐落在天主教欧洲的正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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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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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绘制的WVS数据的“文化地图”，显示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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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诡异的结果真是有趣，但最有启发的异常情况是图中央的国家集群。智利、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印度、马来西亚、波兰、泰国、土耳其和越南除了都在经历快速的经济转型之外，几无共同之处。WVS断定，这种情况表明，发展才是驱动价值观的真正力量，而文化只能影响价值观选择的路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经过工业化成长为后工业的知识型社会，”WVS在自己的网站指出，“国家往往会沿对角线移动，从左下角（贫穷）移动到右上角（富裕）。”发展决定了路径，传统无论如何会屈服。拉美和东欧的工业化社会在WVS中的得分均高于非洲和中东的工业欠发达国家，但由于文化的影响，拉美国家往往会在自我表达价值观方面得分较高，而在世俗—理性价值观方面得分较低，而信仰东正教的欧洲人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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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S的数据令人浮想联翩。但说到底，它们只从一个非常片面的角度验证了本书的主题。基本问题在于，要得到关于价值观的系统性数据，唯一的方式便是通过民意调查，而这不过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到1981年，也就是WVS开始其研究之时，在较大的单一民族国家中，觅食者仅占极少数。即使在觅食者占人口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博茨瓦纳，也不过只有区区一万多觅食者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远少于该国从事农业以及在工厂或服务业工作的人口，比值还不到1∶200。此外，到1981年，几乎每个农业社会——包括乔治先生所在的马其顿——都在朝着仰仗化石燃料的社会迅速转变。2012年，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农业产生的国家财富比例超过一半。与之相反，在从农业革命上溯至大约公元1500年的整个世界历史上，农业产生的国家财富不到一半的例子大概不到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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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价值观和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要进行严格的大样本统计研究，唯一的方法就是限定在近30年，这意味着忽略几乎所有的传说。因此，我在第二章到第四章中会求助于更多的传统方法。实际上，本书正是沿着格尔茨推荐的方向所作的一篇论文，提出概略性的建议而非演示各种相关性。我利用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社会学完善的定性概括方法，试图证明人类价值观的三个笼统体系已经存在了近两万年，并且它们与能量获取的几个体系大致相关——简言之，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我的方案是直截了当的。本书第二、三、四章分别讨论了觅食采集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在第五章，我提出了能量获取体系为什么会改变，这些改变是否不可避免，以及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等问题。在第六章到第九章，几位专家会解释我的论证有哪些问题，而在第十章，我会试图挽救我的论文，使它不致在几位专家的批评之后一败涂地、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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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与“诠释”的分歧由来已久，其在20世纪的争论可简单解释如下：实证论要求以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来诠释（erklären）人的行为，因此，在分析哲学中持实证立场的语言分析派，就主张唯有分析性的或是可用经验验证的语句才有意义可言，将种种超出经验范围的命题排除在意义之外。诠释学所承继的“精神科学”传统则向来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中由精神创造出来的特殊产物，必须借由语言媒介去理解（verstehen）人类的行为及其意义。诠释学（乃至更广泛的精神科学）和实证论的冲突就在于，前者所使用的语句是涉及主体与对象关系的意向语句或信念语句，而信念语句对后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故后者不承认诠释学乃至精神科学是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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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普鲁士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史学方法的本质是“理解”，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需要和问题去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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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学者，美国“二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典范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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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美国人类学家，象征人类学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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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格尔茨在其著名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中借用“深描”一词来表达他认为人种志应满足的写作要求。他认为人类学就是对人类文化的诠释，而人种志就是对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的诠释。格尔茨用4种眨眼来说明他的深描概念：1.无意的抽动，抽动眼皮；2.向密友投去的暗号，眨眼示意；3.对眨眼示意的恶作剧模仿；4.小丑在舞台上表演眨眼示意。格尔茨认为这4种眨眼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层面，包含了不同的文化意义，深描就是要区分这4种眨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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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长是18世纪法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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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疑应为前文的阿西罗斯（Assiros）。——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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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商人、散文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58年后任《经济学人》杂志主编。代表作《物理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1872）强调弱肉强食的普遍性，宣扬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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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56—1831），德国历史学家，“普世历史”的先驱，对现代诠释历史学方法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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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1936—2015），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墨顿学院荣誉院士，著作逾8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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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 ），美国昆虫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其对生态学、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而闻名，著有《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197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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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代表作有《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1976）和《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1986），这两部作品的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分别于2012年9月和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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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1943— ），美国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科学与政策系杰出荣休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进化、人类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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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1948—），美国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进化心理学等，尤其是文化的进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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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1900—1975），美国人类学家，文化进化理论、社会—文化进化论以及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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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1963—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他的学术领域是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情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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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抗景气衰退甚至经济萧条。他的思想被称为“凯恩斯学派”，并衍生出数个支系，其影响力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