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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规模一般都极小，这就意味着劳动分工必然相当简单，主要是在家庭这一层面，以年龄和性别来进行分工。整体而言，妇女负责采集植物和大部分的烹制，做一些手工劳动，并承担全部的育儿责任；男人负责狩猎，承担大部分手工劳动和一些食品烹制工作。男孩和女孩协助完成一些适合各自性别的工作。近5 000年来，与农业或工业社会保持联系的觅食者往往急于从前者那里购买和使用复杂精密的科技，而觅食者自己的工具和武器一般都非常简单（尽管通常十分精巧、有效）。纵观历史，在农业社会早已学会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之后，绝大多数的觅食者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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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科技落后，经济组织相对简单，觅食者的劳动生产率却不见得很低。如果与野生资源相对的人口密度较低而机动性较高，觅食者往往无须辛苦劳作便可生产出1 500~2 000千卡的食物能量，一个活跃的成年人每天也就需要那么多能量。即使在美国西南部那种严苛的环境中，人们每天也只需平均2~5个小时的觅食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14]曾经给觅食者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称其为“原始富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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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富裕社会”这一标签功过各半，既揭示了实情，也掩饰了真相。萨林斯自己也认识到，觅食的确只需付出相对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得食物，但它在提供其他物质产品方面却乏善可陈。萨林斯认为，这一特点倒不影响他的富裕社会理论，因为觅食者不是唯物论者。因此，他总结说，尽管“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他们却并不贫困”。然而某些人类学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当代觅食者实际上非常贫困，但认为这应归罪于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剥削，而不是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手段的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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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方面，觅食群体之间也各不相同，诸如日本史前的绳文时代[15]文化或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16]等习惯定居的大型群体往往最为富裕，而处于极端环境中，机动性极强的微小群体则最为穷困。但是，我们所有的证据来源——发掘物、近世文献以及人种学——均指向了相同的结论。纵观历史，即使最富裕的觅食者，以农业社会的标准看来也是并日而食，而在化石燃料使用者看来简直就是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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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富裕社会的标签贬低了一个重要事实：最悠闲的觅食者也会经历野生食物短缺时期的困顿。某些群体（特别是定居性更强的大型群体）有能力储存食物来抵御逆境，但其他群体却无力为之，而觅食者由于经常无处觅食，身体很差（以现代标准来看）。他们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一般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少数人可以活到70岁，半数的儿童通常在15岁前便夭折了，即使能够存活到成年，多半也在50岁前就死了。总而言之，觅食者控制其群体规模，以便依靠野生资源存活下去，并非通过自觉明智地稳定人口，使之低于其领地的承载能力，而是始终经历着人口迅速增长和饥饿这种盛衰荣枯的交替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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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申人的“大酋长”与肖松尼人的“兔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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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觅食者价值观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过去100年间写就的人种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偶尔会就非农耕群体的平等主义和好战性评价一番，但我们真的无从得知当代觅食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态度在人类历史初期的5万多年里是否同样正常。不过，鉴于前文提到的古代和现代觅食者在生计、人口和组织等方面的大量相似之处，那些认为史前和20世纪觅食者在价值观上有云泥之别的人，理应负有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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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志学者一度议论，说从北极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地的觅食者都厌恶政治等级制度。［例如，在《剑桥狩猎—采集者百科全书》（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Hunter-Gatherers）这部杰出著作中，几乎所有的撰稿人都指出，他们写到的人群都没有制度化的领导者。］不过世事总有例外，特别是那些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可以支撑上百人规模的群体居住在一起的社会，尽管某些考古学者声称，就算是这些群体，实际上也不似表面上看来那般等级森严。世界各地的觅食者大概都能理解人类学家理查德·李从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17]觅食者那里得到的答案，当他问到昆申人为何没有部落首领时，他们说：“我们当然有酋长！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酋长……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酋长！”诚然，在相隔半个世界的火地群岛，也曾有觅食者对另一位人类学家说过类似的话：“是的，先生，我们奥纳人[18]有很多首领。男人都是船长，女人都是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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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有时会做出重要的集体决策，特别是在无休止地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关于下一步移居何处的问题，但大多数群体制定了相关策略，让一个人甚或一个小群体很难将整个决策过程控于掌心。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在小群体里反复讨论每一个决定，直到逐渐形成共识，在那一刻，就连最强硬的反对者也会变成应声虫，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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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的群体中，人们都会时而参与那种需要领袖的活动，例如著名的肖松尼人[19]的“兔老大”，他们在多个家庭聚集组成游群的时候组织狩猎。不过一旦活动结束，或者游群再次分解为家庭时，这些领袖职位通常会随即烟消云散。太跋扈的人，或者将专横态度延伸到不合适的情境，或企图把暂时的影响力变成约束他人的永久权力的人，鲜有能抵挡住同伴的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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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图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人，嘲弄是最常见的回应之一。这方面的最佳案例仍然来自于理查德·李关于昆申人一丝不苟的研究。在卡拉哈里，“逞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20]用来形容自我推销的词儿）的主要施展空间是狩猎，一个有势力的昆申人告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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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年轻人猎杀了很多肉食，他就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我们其他人都是他的仆人或手下。我们接受不了这个。我们排斥自吹自擂的人，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会因为傲慢而杀人。所以我们总是说他猎获的肉食一点儿用都没有。这样，我们就能让他的心冷静下来，让他整个人平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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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见昆申人挖苦自命不凡的“逞能者”，叫他们“大酋长”，并故意忽视他们以示贬损，类似的行为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例如印度南部的帕利扬人[21]觅食者，坦桑尼亚的哈扎人[22]，以及澳大利亚的努库尔人[23]，人们常常会对野心勃勃者的傲慢冷嘲热讽、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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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嘲笑不起作用，觅食者会逐步升级他们的不满。排斥是个常用的技巧，往往直接产生于嘲弄。常见的第一步是人们假装听不见或听不懂逞能者说的话，在他越来越生气时狂笑不已，好几个社会都有这样的记录。如果这样还不起作用，该逞能者可能会被驱除出群一段时期，或是群体的其他成员自行离群，让过错方来追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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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策略是从嘲弄和排斥转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毫不含糊地告诉无礼之人，他或她做错了什么。人类学家弗雷德·迈尔斯[24]在研究西澳大利亚沙漠中的宾土比人[25]时记录过一个插曲，有个人开始觉得自己在游群中出类拔萃，于是决定在不事先征询意见的情况下干预他人。人们嘲弄他、忽略他，当面抱怨他的所为，但一切似乎都没有用——终于有一天他在一个祭典中当场倒地身亡。宾土比人认为，此人一定是因为想当酋长而激怒了某人，导致后者用巫术杀了他，因为（根据迈尔斯对于舆论的解释）“人只能运用不会对他人的平等和自治造成威胁的方法来维护其个人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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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嘲弄和批评都不能戳破这位逞能者的面具，感觉不爽的觅食者还可选择一走了之。亚马孙盆地的马奇根加人[26]群体同时践行觅食和少量园耕这两种生活方式，如果某人对另一个人的粗鲁相待感到愤怒，他就会一走了之，进入森林。过一段时间他也许会回来，或者如果他觉得情况无可挽回，就会带全家一起离开。马奇根加人称这种做法为“依什噶那卡”（ishiganaka），他们认为相对于不得不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更加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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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等级的价值观在经济层面如同政治层面一样旗帜鲜明，不过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显然是错误的。相反，正如约翰逊和厄尔在其有关社会进化的调查中强调的，觅食者“密切关注财产和所有权问题。通常，生产的每一件物品均有一个单独的所有者来决定其用途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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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其财产权利相当稳固，却鲜有觅食社会拥有实质性的等级制度。经济学家衡量收入或贫富不均的标准方式是使用一个名为基尼系数的量度，该系数以从0（完全平等，也就是说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等量的财富或收入）到1（完全不平等，也就是说某一个人拥有一切，而群体中的其他人全无财富或收入）的分数来表示财富或收入的集中度。很少有人类学家计算过觅食者的基尼系数，但这方面最成功的尝试曾调查了非洲、南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5个觅食者群体，得到的分数非常低，基本上都集聚在0.25的平均值周围。（我会接下来的两章里讨论农业社会和化石燃料社会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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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觅食者的贫富不均程度为何这么低，原因显而易见：觅食通常需要人们不断迁移。如此一来，积累物质财富不仅困难，而且相当无意义。一方面，拖着物质财产在野外迁徙会令狩猎和采集愈发艰难；另一方面，如果不得不每隔数周便抛弃财产，那些财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体系，事实上对财富的积累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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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括有两个例外，不过两个例外似乎又都反证了该规则的存在。第一个来自少量史前遗址——首先是俄罗斯东部的索米尔[27]——它们确实保存了贫富不均的证据。在这里，发掘者找到了一个墓葬群，年代测定大约是公元前26000年。大多数墓葬只有少量陪葬品或完全无陪葬，但有两个墓与众不同——一个葬着一位50岁的成年男子，另一个葬着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和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女孩。他们的衣服上缝缀了13 000多颗雕刻的猛犸象牙珠子。尸体周围有数十件象牙饰品，包括一个猛犸象的小雕刻和几支矛，还有逾250颗狐狸牙装饰着成年男子的帽子和男孩的腰带。这些象牙珠子需要一位匠人连续工作两年多才能完成，而用于装饰死者的那些狐狸牙需要杀死60只狐狸。在这里，财富空前集中，而地位尊崇的死者中包括儿童则或许意味着财富甚至权力还可以继承。索米尔为什么能够出土这些独特的发现物，原因仍不清楚，我们倒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个猎杀猛犸象的特别地点；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这些财富体积微小、便于携带，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狩猎点转移到下一个。索米尔或许表明，如果合乎时宜——比如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变为便携的形式，觅食者也完全可能建立起经济甚或政治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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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外同样来自北美太平洋沿岸繁荣的觅食者群落。有若干个世纪，由于野生食物（特别是鱼类）供应充裕，这些觅食者得以居住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这些村落有时会有数百居民。鉴于他们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同一个地方，值得费时费力建造房屋和积累财产，而总有些人在这方面会远胜一筹。这里的狩猎物和采集物资非常丰富，以至于丘马什人、努特卡人[28]、瓜基乌图人，以及其他群体甚至可以打破索米尔规则，不再满足于轻巧便携的物品，开始积累体积庞大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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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观点，有一个视角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觅食社会中，从来没有一个小群体把自身看作拥有生产资料的食利阶级。野生植物散布在广袤的区域，野生动物和鱼类不停地迁徙，要阻止他人获取这些资源往往是不可能的，就连北美太平洋沿岸那些富裕的觅食者也无法完全拥有大群的金枪鱼、旗鱼和鲑鱼。对于觅食者而言，最接近于拥有生产资料的是拥有相关的人造工具以便提高其获取野生食物资源的能力，像盛放植物的篮子啦，狩猎时用的诱饵、弓和箭啦，还有畜栏等，但如何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的知识通常在觅食者群体内广为流传。大多数觅食者同样知道如何照料树木或灌木丛以提高产量，此举常被看作赋予所有权（例如，肖松尼人会以家庭为单位认领特定的松子果树）。只有在特殊案例中，某些个体才会因为拥有手工制品而获得超出他人的巨大优势，而太平洋沿岸的觅食者社会再次鹤立鸡群。公元800年前后出现了大型出海独木舟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而首个明显的财富等级制度的证据也出现在那个时期，这大概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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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的觅食社会中，约束财富积累的现实条件，还包括坚定地认为物质等级制度是不道德的这一观念。在大多数社会，儿童在早期教育中便被反复灌输分享的价值观。举一个稍有些令人反胃的例子，一位人种学家曾经看到喀麦隆的一个巴卡[29]人男孩用箭射杀了一只大蜘蛛，然后小心地把可食用部分与他的两个玩伴分享。一个男孩分到了三条腿；另外两人每人得到两条半腿，外加蜘蛛的半个头胸部来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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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分享自己得到的好东西，这在觅食者中间是一桩大罪，和自命不凡一样糟糕。实际上，贪婪和自负在觅食者看来似乎是一回事，前文引述的那位昆申人所说的话就揭示了这一点，他提到成功的年轻猎手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自私的觅食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把物品给予他人，这被某些人类学家称为“强制分享”或者“容忍攫取/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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