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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等级的价值观在经济层面如同政治层面一样旗帜鲜明，不过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显然是错误的。相反，正如约翰逊和厄尔在其有关社会进化的调查中强调的，觅食者“密切关注财产和所有权问题。通常，生产的每一件物品均有一个单独的所有者来决定其用途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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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其财产权利相当稳固，却鲜有觅食社会拥有实质性的等级制度。经济学家衡量收入或贫富不均的标准方式是使用一个名为基尼系数的量度，该系数以从0（完全平等，也就是说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等量的财富或收入）到1（完全不平等，也就是说某一个人拥有一切，而群体中的其他人全无财富或收入）的分数来表示财富或收入的集中度。很少有人类学家计算过觅食者的基尼系数，但这方面最成功的尝试曾调查了非洲、南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5个觅食者群体，得到的分数非常低，基本上都集聚在0.25的平均值周围。（我会接下来的两章里讨论农业社会和化石燃料社会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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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觅食者的贫富不均程度为何这么低，原因显而易见：觅食通常需要人们不断迁移。如此一来，积累物质财富不仅困难，而且相当无意义。一方面，拖着物质财产在野外迁徙会令狩猎和采集愈发艰难；另一方面，如果不得不每隔数周便抛弃财产，那些财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体系，事实上对财富的积累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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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括有两个例外，不过两个例外似乎又都反证了该规则的存在。第一个来自少量史前遗址——首先是俄罗斯东部的索米尔[27]——它们确实保存了贫富不均的证据。在这里，发掘者找到了一个墓葬群，年代测定大约是公元前26000年。大多数墓葬只有少量陪葬品或完全无陪葬，但有两个墓与众不同——一个葬着一位50岁的成年男子，另一个葬着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和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女孩。他们的衣服上缝缀了13 000多颗雕刻的猛犸象牙珠子。尸体周围有数十件象牙饰品，包括一个猛犸象的小雕刻和几支矛，还有逾250颗狐狸牙装饰着成年男子的帽子和男孩的腰带。这些象牙珠子需要一位匠人连续工作两年多才能完成，而用于装饰死者的那些狐狸牙需要杀死60只狐狸。在这里，财富空前集中，而地位尊崇的死者中包括儿童则或许意味着财富甚至权力还可以继承。索米尔为什么能够出土这些独特的发现物，原因仍不清楚，我们倒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个猎杀猛犸象的特别地点；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这些财富体积微小、便于携带，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狩猎点转移到下一个。索米尔或许表明，如果合乎时宜——比如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变为便携的形式，觅食者也完全可能建立起经济甚或政治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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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外同样来自北美太平洋沿岸繁荣的觅食者群落。有若干个世纪，由于野生食物（特别是鱼类）供应充裕，这些觅食者得以居住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这些村落有时会有数百居民。鉴于他们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同一个地方，值得费时费力建造房屋和积累财产，而总有些人在这方面会远胜一筹。这里的狩猎物和采集物资非常丰富，以至于丘马什人、努特卡人[28]、瓜基乌图人，以及其他群体甚至可以打破索米尔规则，不再满足于轻巧便携的物品，开始积累体积庞大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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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观点，有一个视角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觅食社会中，从来没有一个小群体把自身看作拥有生产资料的食利阶级。野生植物散布在广袤的区域，野生动物和鱼类不停地迁徙，要阻止他人获取这些资源往往是不可能的，就连北美太平洋沿岸那些富裕的觅食者也无法完全拥有大群的金枪鱼、旗鱼和鲑鱼。对于觅食者而言，最接近于拥有生产资料的是拥有相关的人造工具以便提高其获取野生食物资源的能力，像盛放植物的篮子啦，狩猎时用的诱饵、弓和箭啦，还有畜栏等，但如何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的知识通常在觅食者群体内广为流传。大多数觅食者同样知道如何照料树木或灌木丛以提高产量，此举常被看作赋予所有权（例如，肖松尼人会以家庭为单位认领特定的松子果树）。只有在特殊案例中，某些个体才会因为拥有手工制品而获得超出他人的巨大优势，而太平洋沿岸的觅食者社会再次鹤立鸡群。公元800年前后出现了大型出海独木舟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而首个明显的财富等级制度的证据也出现在那个时期，这大概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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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的觅食社会中，约束财富积累的现实条件，还包括坚定地认为物质等级制度是不道德的这一观念。在大多数社会，儿童在早期教育中便被反复灌输分享的价值观。举一个稍有些令人反胃的例子，一位人种学家曾经看到喀麦隆的一个巴卡[29]人男孩用箭射杀了一只大蜘蛛，然后小心地把可食用部分与他的两个玩伴分享。一个男孩分到了三条腿；另外两人每人得到两条半腿，外加蜘蛛的半个头胸部来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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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分享自己得到的好东西，这在觅食者中间是一桩大罪，和自命不凡一样糟糕。实际上，贪婪和自负在觅食者看来似乎是一回事，前文引述的那位昆申人所说的话就揭示了这一点，他提到成功的年轻猎手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自私的觅食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把物品给予他人，这被某些人类学家称为“强制分享”或者“容忍攫取/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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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适应的人来说，强制分享会造成极大的文化冲击。1986年，我妻子的一个朋友当时待在肯尼亚的另一个地区，她犯了一个错误，宣称自己要租一辆车把行李拉回到内罗毕机场去。没想到的是，似乎但凡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一时间全都出现在她的茅屋前，要求她开车送他们去见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兄弟、牛群和朋友。人们认为那辆车实际上并不是她的；她付了租金，但并没有拥有它，所以他们名正言顺地期待分享这辆车。她意识到，如果拒绝他们，她在肯尼亚的最后几天必定寸步难行，而如果听从他们的要求，那就别想赶上飞机了，于是她取消了预订的车，把行李拽到红土路边，改而等待“马塔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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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的这位朋友遭遇的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问题，而史上的大多数觅食者则有充足的现实理由同意强制分享的要求。毕竟，如果一个收获颇丰的猎手没办法为自己或直系亲属储存未来所需的肉食，为什么不把今天的富余分享出去，以待接受慷慨馈赠的人在来日投桃报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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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性别阶序上，觅食者的平等主义就并非通行无碍了。在世界各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男人应该是觅食者社会的领导者。我在前文引述了一个奥纳人知情者的话，他说“男人都是船长，女人都是水手”，昆申女性觅食者尼萨显然同意这一说法，尼萨因为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31]用她来命名的专著而闻名。有一次，一位涉世未深的青涩少女因为婚礼在即而需要鼓励，尼萨告诉她：“男人不是要杀你的人，而是要娶你的人，他会变得像你爸爸或哥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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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一直就男人为何通常在觅食者社会占据上风而争论不休。毕竟，进化论者指出，女性似乎具备不少生物学意义上的天然优势。精子和卵子两者对于繁殖均至关重要，但精子数量巨大（一般青年男子每秒钟可以产生大约1 000个精子），因而没有价值，而卵子数量稀少（一般青年女子每个月产生一个），因而显得珍贵。女人应该可以要求男人提供各种服务以换取其获得卵子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男性觅食者对育儿所做的贡献远比雄性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或红毛猩猩（人类在基因上的近亲）要大得多。然而，某些人类学家推测，女人的要价几乎从不包括政治或经济权力，原因在于精液并非男性觅食者推销的唯一产品。因为男人同时还是暴力的主要提供者，女人需要以合理的价位得到保护；因为男人是主要的狩猎者，女人需要以划算的价格得到肉食；还因为共同狩猎训练男人学会了彼此合作和信任，单个女性的议价对象往往是男性同盟而非单个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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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细节如何，结果历历可见：男性在觅食者游群中具有支配地位，但鲜有过分的性别等级。受到虐待的妻子常常只需离开她们的丈夫，无须为此承受他人的大惊小怪或指责攻击，人们对婚姻忠诚度和婚前女性贞洁的态度往往相当宽容。尼萨就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是女人，可不要静坐着什么也不干——你还有情人呢。”乱交当然会引来麻烦，也会导致家庭暴力和男性竞争者为讨女人欢心而大打出手，但对不忠行为反应过度的人会遭到嘲笑，而性越轨者却很少被钉上永久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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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等级的浅表和婚姻纽带的脆弱，就像是经济和政治等级的浅表和脆弱一样，似乎是觅食作为一种能量提取方式的天然性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女人采集的食物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赤道附近，那里的植物在多数觅食者的饮食中占很大比例，但分享的风气通常意味着一个群体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这些食物。比起男性农耕者，男性觅食者一般对控制女人——特别是控制女人的繁殖——不那么在乎，主要原因是与农耕者相比，觅食者能继承的东西要少得多。对大多数觅食社会而言，每个人获得野生食物的机会是均等的，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谁。因此，实质性的成功大大取决于狩猎、采集和建立联盟的技巧，而非实物资产的代际传承，这反过来意味着孩童的合法性问题远没有那么重要，毕竟不是只有合法后裔才能继承土地和资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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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但比起农耕者（与化石燃料使用者相比更有可能如此），男性觅食者之间对女人的争夺似乎更容易以暴力收场。某些人类学家对这一点相当质疑，他们认为男性觅食者为争夺女人而搏斗时，“实际上”是在争夺食物或地盘，女人只不过是个引爆点，是为更深层次的竞争提供方便的借口。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总体而言，觅食者们如此一致地谴责男人为争夺女人而诉诸暴力，让人很难不怀疑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在雅诺玛米人（Yanomami）和瓦拉尼人（Waorani）（二者都是居住在亚马孙河上游、将耕种与觅食相结合的部落）中，甚至有证据表明，与不那么暴力的男人相比，暴力倾向较强的男人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和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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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人的争夺似乎经常促使男性觅食者使用暴力，远胜过农耕者或化石燃料使用者为同一目的而使用暴力的频率，原因在于所有的争夺都会促使觅食者使用暴力，其频率高得惊人。有关这方面的数据还存在激烈争论，但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认识到，20世纪的普通觅食者至少有10%的概率会死于暴力。在某些群体中（对从事耕种的雅诺玛米人和瓦拉尼人研究最多），超过1/4的男人死于非命。要想确切了解如此级别的致命暴力在史前是否同样正常，唯一能借助的是考古学证据，它们极难诠释，但致命伤口的发生频率（至少已有27具确定是尼安德特人的骸骨样本，以及19具早期现代人类的样本）无疑印证了暴力致死率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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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者游群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有差异，其暴力使用频率也不能一概而论，但人类学家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狩猎—采集者有多粗暴。这并不是因为人种学家运气好，到访的都是特别温顺平和的觅食人群，而是因为觅食所要求的社会规模过小，以至于就算谋杀率很高，局外人也很难察觉。如果某个只有数十位成员的游群内暴力死亡率为10%，其间的杀人案件大致是每25年发生一次；并且由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连25个月都很少持续到，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目睹暴力致死事件。正是这个人口统计的现实，使得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32]为其有关昆申人的内容敏感的人种学著作命名为《温雅的人们》——尽管他们的谋杀率堪比可卡因流行高峰期的底特律。人类学家们当然听说过不少谋杀的故事，但他们同样也听过很多觅食者表达对暴力的恐惧，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才把线索整合起来，揭露了可怕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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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大多数动物一样，其生物进化的结果是将暴力作为解决纷争的可支配工具之一。尽管如此，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试图用暴力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这样的人很快就会被孤立，对方还可能会联合起来，回敬他以更大的暴力。人们害怕暴力——这一点很明智，并采取措施让暴力丧失其吸引力。在复杂社会里，正如托马斯·霍布斯[33]在《利维坦》中指出的，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垄断武力的合法使用权，以此来惩罚犯罪者。然而觅食者的政治等级过弱，无法建立这样的政府；而且虽说嘲弄、排斥、谴责和一走了之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有用（霍布斯关于利维坦之前的生活的观点——“一团混战”——是个纯粹的思想实验），但它们经常失效，致使超过1/10的觅食者死于暴力。通常，当情绪激昂时——特别是在对付死不悔改的逞能者时，暴力看上去是最不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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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者虽然难得公开宽恕暴力，但他们往往会承认，在若干种情况下，人可以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暴力行为可能是突然之间怒火万丈扬言杀人，也可能变形为针锋相对的复仇杀人循环，世代传承。有时，暴力甚至会变成一种石器时代的“东方快车谋杀案”[34]，整个群体都认为，制止逞能者的唯一方式便是齐心合力杀了他。在典型的觅食社会，上述这些情况并不会经常发生，但觅食者一致认为，有些时候杀人是正当的，并且不该指责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暴力的人（差不多都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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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体而言，大多数觅食者共有一套明确的平等价值观。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等级制度有着极端负面的看法，但接受尚算温和的性别阶序，并承认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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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值观之所以为广大觅食者共享，原因在于它们是经济和社会局限的相当直接的结果，而恰恰是将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方法，才产生了这些局限。在狩猎—采集者所组成的高机动性的微小群体里，很难建立并维持深层的政治、经济或性别等级，同样，也很难处理各种关系而绝不诉诸暴力。觅食者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必须假设，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所有的人类都曾是觅食者，人们几乎试遍了穷其想象的所有排列组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群体向前文所述的道德平衡进化，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适应了物质现实。各个社会之间的精确平衡点彼此各异，地理条件能够解释大部分变体（特别是解释了我们在太平洋西北地区所见到的那些相对富裕的大型定居群体的异常表现），但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被韦伯称为理想类型的觅食者价值观。只有到了近一万年，在农业诞生之后，这些价值观才开始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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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里马斯皮人（Arimaspian），传说住在古代东南欧黑海北岸的西西亚北部里菲山脚下的族群。关于里菲山的位置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在乌拉尔山脉，也有人说是在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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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赛人（Masai），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的一个民族，是东非现在依然活跃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游牧民族，人口将近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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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戈登·蔡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后转向考古学研究。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对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前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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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先驱人物，并且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社会理论影响了后来的左派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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