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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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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者如何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相关的细节极其丰富，但其变化大多只体现在不同的群体栖息在何处而已。对于觅食者而言，地理位置便是一切，这决定了能量的需求和来源。基本上，觅食者的栖息地距离赤道越近，其所需要的热量便越低。在热带，每天区区4 000千卡的热量便可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包括食物、工具、煮食燃料、少量衣物和简易的容身之所。然而，栖息地接近两极地区的觅食者每天可能不得不将两倍的能量消耗在取暖、住房和更厚重的衣物上。赤道觅食者往往会从植物中获取所需的大部分能量，那里的植物（哪怕是沙漠地区）比极地丰富得多；南北两极的觅食者则需从动物（特别是鱼类）那里获得大部分能量。我们没有理由臆测史前的地理限制因素没有这么严苛，事实上在冰河期，这些限制因素还会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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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觅食者通常很擅长评估不同能源的热量成本和效益。传统和信仰的确塑造了他们的觅食策略，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人种志研究，证实了觅食者在分配其时间与精力时所依据的基本理性。考古学家罗伯特·贝廷格[5]指出，人类那些五花八门的狩猎和采集方式可以浓缩成区区5种基本的觅食策略，有关经济理性的假设（往往称为最佳觅食理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史前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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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8年，理查德·李[6]和欧文·德沃尔[7]发表其研讨会论文集《人类——狩猎者》（Man the Hunter）时，能量限制对于觅食者（包括史前的和当代的）的影响便显而易见了，这部论文集大概是有史以来关于觅食者最具影响力的专著。李和德沃尔断言，无论觅食者身在何方，以何为食，又如何觅到食物，对野生食物的依赖迫使他们不得不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他们生活在小群体里，并且（2）他们常常四海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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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最贴切地描述觅食者的社会组织，人类学家争论不休。埃尔曼·瑟维斯[8]在其经典书籍《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中指出，觅食者的基本群体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数十人组成的游群。与之相反，艾伦·约翰逊[9]和蒂莫西·厄尔[10]主张，更小的家庭群体意义更大，而蒂莫西·英戈尔德[11]则认为，觅食者群体实际上是由“生产和消耗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组成的，分别是男性和女性”。他猜想，“因此，被我们视作‘家庭’的群体是靠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多点接触而建立，接触则是通过食物和性的交换关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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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分歧，核心的人口因素却从无争议。野生食物资源的低密度意味着大多数当代觅食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很小的群体中度过的，通常仅由2~8个关系密切的人组成。不过，他们全都要依附于比这大得多的群体（至少500人），因为只有这样的规模才能构成足以支撑下去的繁殖种群。如此众多的觅食者聚集一处倒不常见，但就算最小规模的群体也会定期聚成逾50人的较大游群或集合扎营，这些游群/营地网络便可产生所需人口规模的基因库。在丰饶的环境中，人们每年会花更多时间加入这些更大的群体；严峻的环境中则相反。然而，只有在真正富饶的环境中，特别是富有海洋资源的环境中，觅食者才会在几十甚或数百人规模的群体中长久居住下去。在北美太平洋沿岸的觅食村落，从加州南部的丘马什人[12]到阿拉斯加走廊地带的特林吉人[13]，都是最负盛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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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认为，史前的觅食者生活在大小相若的群体中。在冰河期寒冷干燥的条件下，群体规模很小大概是常态，居住在热带之外的人尤其如此。大约公元前14000年之后，随着世界气候逐渐变暖，群体的规模似乎不断扩大，若干个冰河期后的温带地区能够支撑数百人规模的半永久性村落。有时，这些地区是海洋资源丰富的地带——比如波罗的海南岸附近（约公元前5000年）和日本南部（约公元前3500年），但在少数例子中——特别是公元前13000~前10000年的西南亚，野生动植物食物十分充裕，足以支撑永久性村落。但是，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觅食者又被迫退回到物资匮乏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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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年之中不同的野生植物次第成熟，不同物种的动物和鱼类迁徙的时间也有先后，当代觅食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机动性。就算小规模的群体也需要巨大的支撑空间，这意味着他们在广袤的地形上分布得非常稀疏。密度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当地的野生资源基础（而这本身又取决于地理条件），不过一般的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不到一人，每十平方英里不到一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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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规模一般都极小，这就意味着劳动分工必然相当简单，主要是在家庭这一层面，以年龄和性别来进行分工。整体而言，妇女负责采集植物和大部分的烹制，做一些手工劳动，并承担全部的育儿责任；男人负责狩猎，承担大部分手工劳动和一些食品烹制工作。男孩和女孩协助完成一些适合各自性别的工作。近5 000年来，与农业或工业社会保持联系的觅食者往往急于从前者那里购买和使用复杂精密的科技，而觅食者自己的工具和武器一般都非常简单（尽管通常十分精巧、有效）。纵观历史，在农业社会早已学会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之后，绝大多数的觅食者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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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科技落后，经济组织相对简单，觅食者的劳动生产率却不见得很低。如果与野生资源相对的人口密度较低而机动性较高，觅食者往往无须辛苦劳作便可生产出1 500~2 000千卡的食物能量，一个活跃的成年人每天也就需要那么多能量。即使在美国西南部那种严苛的环境中，人们每天也只需平均2~5个小时的觅食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14]曾经给觅食者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称其为“原始富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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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富裕社会”这一标签功过各半，既揭示了实情，也掩饰了真相。萨林斯自己也认识到，觅食的确只需付出相对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得食物，但它在提供其他物质产品方面却乏善可陈。萨林斯认为，这一特点倒不影响他的富裕社会理论，因为觅食者不是唯物论者。因此，他总结说，尽管“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他们却并不贫困”。然而某些人类学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当代觅食者实际上非常贫困，但认为这应归罪于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剥削，而不是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手段的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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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方面，觅食群体之间也各不相同，诸如日本史前的绳文时代[15]文化或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16]等习惯定居的大型群体往往最为富裕，而处于极端环境中，机动性极强的微小群体则最为穷困。但是，我们所有的证据来源——发掘物、近世文献以及人种学——均指向了相同的结论。纵观历史，即使最富裕的觅食者，以农业社会的标准看来也是并日而食，而在化石燃料使用者看来简直就是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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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富裕社会的标签贬低了一个重要事实：最悠闲的觅食者也会经历野生食物短缺时期的困顿。某些群体（特别是定居性更强的大型群体）有能力储存食物来抵御逆境，但其他群体却无力为之，而觅食者由于经常无处觅食，身体很差（以现代标准来看）。他们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一般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少数人可以活到70岁，半数的儿童通常在15岁前便夭折了，即使能够存活到成年，多半也在50岁前就死了。总而言之，觅食者控制其群体规模，以便依靠野生资源存活下去，并非通过自觉明智地稳定人口，使之低于其领地的承载能力，而是始终经历着人口迅速增长和饥饿这种盛衰荣枯的交替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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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申人的“大酋长”与肖松尼人的“兔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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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觅食者价值观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过去100年间写就的人种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偶尔会就非农耕群体的平等主义和好战性评价一番，但我们真的无从得知当代觅食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态度在人类历史初期的5万多年里是否同样正常。不过，鉴于前文提到的古代和现代觅食者在生计、人口和组织等方面的大量相似之处，那些认为史前和20世纪觅食者在价值观上有云泥之别的人，理应负有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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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志学者一度议论，说从北极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地的觅食者都厌恶政治等级制度。［例如，在《剑桥狩猎—采集者百科全书》（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Hunter-Gatherers）这部杰出著作中，几乎所有的撰稿人都指出，他们写到的人群都没有制度化的领导者。］不过世事总有例外，特别是那些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可以支撑上百人规模的群体居住在一起的社会，尽管某些考古学者声称，就算是这些群体，实际上也不似表面上看来那般等级森严。世界各地的觅食者大概都能理解人类学家理查德·李从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17]觅食者那里得到的答案，当他问到昆申人为何没有部落首领时，他们说：“我们当然有酋长！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酋长……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酋长！”诚然，在相隔半个世界的火地群岛，也曾有觅食者对另一位人类学家说过类似的话：“是的，先生，我们奥纳人[18]有很多首领。男人都是船长，女人都是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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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有时会做出重要的集体决策，特别是在无休止地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关于下一步移居何处的问题，但大多数群体制定了相关策略，让一个人甚或一个小群体很难将整个决策过程控于掌心。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在小群体里反复讨论每一个决定，直到逐渐形成共识，在那一刻，就连最强硬的反对者也会变成应声虫，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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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的群体中，人们都会时而参与那种需要领袖的活动，例如著名的肖松尼人[19]的“兔老大”，他们在多个家庭聚集组成游群的时候组织狩猎。不过一旦活动结束，或者游群再次分解为家庭时，这些领袖职位通常会随即烟消云散。太跋扈的人，或者将专横态度延伸到不合适的情境，或企图把暂时的影响力变成约束他人的永久权力的人，鲜有能抵挡住同伴的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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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图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人，嘲弄是最常见的回应之一。这方面的最佳案例仍然来自于理查德·李关于昆申人一丝不苟的研究。在卡拉哈里，“逞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20]用来形容自我推销的词儿）的主要施展空间是狩猎，一个有势力的昆申人告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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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年轻人猎杀了很多肉食，他就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我们其他人都是他的仆人或手下。我们接受不了这个。我们排斥自吹自擂的人，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会因为傲慢而杀人。所以我们总是说他猎获的肉食一点儿用都没有。这样，我们就能让他的心冷静下来，让他整个人平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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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见昆申人挖苦自命不凡的“逞能者”，叫他们“大酋长”，并故意忽视他们以示贬损，类似的行为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例如印度南部的帕利扬人[21]觅食者，坦桑尼亚的哈扎人[22]，以及澳大利亚的努库尔人[23]，人们常常会对野心勃勃者的傲慢冷嘲热讽、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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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嘲笑不起作用，觅食者会逐步升级他们的不满。排斥是个常用的技巧，往往直接产生于嘲弄。常见的第一步是人们假装听不见或听不懂逞能者说的话，在他越来越生气时狂笑不已，好几个社会都有这样的记录。如果这样还不起作用，该逞能者可能会被驱除出群一段时期，或是群体的其他成员自行离群，让过错方来追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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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策略是从嘲弄和排斥转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毫不含糊地告诉无礼之人，他或她做错了什么。人类学家弗雷德·迈尔斯[24]在研究西澳大利亚沙漠中的宾土比人[25]时记录过一个插曲，有个人开始觉得自己在游群中出类拔萃，于是决定在不事先征询意见的情况下干预他人。人们嘲弄他、忽略他，当面抱怨他的所为，但一切似乎都没有用——终于有一天他在一个祭典中当场倒地身亡。宾土比人认为，此人一定是因为想当酋长而激怒了某人，导致后者用巫术杀了他，因为（根据迈尔斯对于舆论的解释）“人只能运用不会对他人的平等和自治造成威胁的方法来维护其个人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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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嘲弄和批评都不能戳破这位逞能者的面具，感觉不爽的觅食者还可选择一走了之。亚马孙盆地的马奇根加人[26]群体同时践行觅食和少量园耕这两种生活方式，如果某人对另一个人的粗鲁相待感到愤怒，他就会一走了之，进入森林。过一段时间他也许会回来，或者如果他觉得情况无可挽回，就会带全家一起离开。马奇根加人称这种做法为“依什噶那卡”（ishiganaka），他们认为相对于不得不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更加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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