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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约翰·霍尔[34]在其《权力和自由》一书中表示，帝制中国、印度莫卧儿王朝，以及中世纪的伊斯兰和天主教社会都可以很容易地套入盖尔纳的模式，但盖尔纳自己也认识到，仍有一些实例很难与图3.6完美匹配。“阿格拉里亚时代，”他指出，“本质上是一个停滞、压抑和迷信的时期，”然而，他又补充说，“例外确实会发生，古希腊就是一例，但我们都倾向于称之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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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盖尔纳所说，这些奇迹般的例外大多是城邦。在史前后期的农业社会，这样的城邦组成的网络可能很常见：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与恒河河谷、黄河河谷、秘鲁、尤卡坦[35]以及墨西哥谷，似乎都能见到城邦网络繁盛一时，直到其中一个城邦成长的速度超过其他，进而征服和吞并它们，形成一个更大的阿格拉里亚。而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欧洲和地中海（古腓尼基、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中亚和撒哈拉的各个绿洲，城邦体系得以幸存，甚至有时还会在大帝国的周围欣欣向荣，历史文献对这些时期颇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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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这些文本记录的城邦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其倾向于商业，通常是海上贸易。这个特点缓和了其他社会由于农业能量获取的局限而受到的约束。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利用其地处庞大的贸易网络中心的地理优势，进口大部分所需食物，大大提高了人均获得的能量。这不仅使得本章前文提及的高人口密度成为可能，而且维持了经济增长（公元前800~前300年，人均消费可能翻了一番），以致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在化石燃料时期到来之前，无人能望其项背。识字率同样非常高，雅典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爆炸，“古典”的标签便是由此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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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以及若干其他城邦在很多方面似乎要比农业社会更具现代性。图3.7（我本人将古雅典套入盖尔纳模式的尝试，或曰失败的尝试）和图3.6之间的反差很强烈。和大多数其他繁荣的海上贸易城邦一样，雅典也缺乏阿格拉里亚那个高度分层的、与农民大众严格隔离的精英小团体。相反，它只有一个弱分层的上层阶级，其与同样是弱侧向隔离的各个同胞群体之间的区隔是以财富来界定，而不是法律强制的。在雅典和其他数十个希腊的实例中，分层非常弱，以至于国家的管理者不有国王，甚至不只有商业寡头，还有希腊人所谓的“民众权力”，一种由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的民主制度。不出意料，财富等级不甚分明。我的计算表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占有土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38~0.39，而古代历史学家乔赛亚·奥伯[36]估计，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人（包括奴隶在内的全体居民人口）的总体收入不均系数为0.40~0.45——明显低于史密斯等人计算的农业社会收入不均系数的平均值0.48。与觅食社会不同，在这里，拥有财富一般都被看作好事。以希腊的标准来看，某些雅典人确实非常富有，但平均的真实收入也确实很高，发掘出土的房舍遗迹表明，古希腊人的生活条件远胜于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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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希腊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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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城邦如何重建阿格拉里亚的一种情形（引自莫里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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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雅典与阿格拉里亚仍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在弱分层且弱侧向隔离的公民之下则是另一个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4世纪，高度侧向隔离的动产奴隶大概占全部人口的1/3。虽然地中海贸易带来了能量繁荣，但对于雅典和所有其他希腊城邦来说，强迫劳动仍是必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根据史料记载，雅典拥有最严格的奴隶制度，奴隶获释率极低，每次赋予获释奴隶以公民权，都必须在国家顶级决策组织（公民大会）进行一次投票表决。雅典还有古代社会中最不合理的性别差异体系。在古希腊的城市中，女人绝无获得公民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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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之所以堪称奇迹，原因之一是它扩大了精英阶层，而不是取消了阿格拉里亚内部的分界。古雅典可能是最极端的例子，大约有1/3的居民（自由成年男性公民加上他们的儿子）属于这一统治精英集团。根据各自的具体问题，历史学家们既可以选择关注这一非凡的成就（被乔赛亚·奥伯称为“杯子半满”的视角），也可以关注非精英雅典人所面临的掠夺和压迫（“杯子半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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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书提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应该将雅典和其他城邦看作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证实而非证伪了图3.6的模型，正如太平洋西北地区、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那些定居、富裕和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社会证实而非证伪了本书第二章提出的觅食者社会模型。一方面，瓜基乌图人和雅典人都找到了把能量获取提高到远超标准水平的方法，并创立了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另一方面，定居觅食者和贸易城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生态区才能繁荣昌盛——对前者而言，是海产资源丰富的海岸带，诸如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或是史上著名的北美西海岸；对后者而言，则是为大型帝国运送补给的贸易路线两侧的地理位置（通常指海上，有时也包括沿河地区，偶尔也包括陆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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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定居觅食者无法摆脱狩猎和采集的制约，而贸易城邦也同样受到耕种土地的限制。尽管定居觅食人口的规模和密度远超机动性强的觅食群体的正常水平，但没有一个能够突破到农业社会的正常水平，同样，尽管贸易城邦支撑着以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人口数量，也没有一个可以突破到化石燃料社会的正常水平。在雅典的例子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城市越来越像阿格拉里亚。在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将其他希腊城市纳入其管辖，雅典公民大会开始像图3.6中的分层精英群体那样行使职责，而此前类似图3.7情形的那些属城，在接受雅典统治后，变得更像是图3.6中的那些侧向隔离的社群了。我们在第四章就会看到，摆脱阿格拉里亚的唯一方法便是进行一场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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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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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利亚与因达斯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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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60年代中的几年里，一个名叫雅各布·古杰尔（Jakob Gujer）的瑞士农民［通常称呼他的绰号克莱因乔戈（Kleinjogg），就是英语里的“小杰克”（Little Jake）］一时间成为举世闻名的农民。医生兼社会改革家J·K·希尔茨尔（J. K. Hirtzel）发现了这位口齿伶俐、雄心勃勃的农民，宣称他是“乡村苏格拉底”。卢梭曾为他高唱赞歌，歌德也曾前往苏黎世乡下拜访过他，克莱因乔戈动用他淳朴的乡人智慧，足以温暖任何启蒙贵族的心灵。“如果咱们俩都做了自己分内的事，结果对咱们都好，”1765年，克莱因乔戈对符腾堡的路德维希·欧根（Ludwig Eugen）公爵如是说，“你们王公贵族必须命令我们农民做事，因为你们有时间决定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至于我们农民，就应该服从你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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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克莱因乔戈拥护的关系称为“旧政”，是工业时代的“新政”实施之前，农业世界普遍遵行的社会契约。它的道理很简单：大自然和众神要求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他们，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忠职守，便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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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克莱因乔戈与路德维希·欧根公爵对话的两千年前，在5 000英里之外的东方中国，就有人为“旧政”书写了最响亮有力的宣言。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礼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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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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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对此也一清二楚：“当［贵族］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他解释道，“而且没有偏离公正，城市就会繁荣，人民就会富强。和平，这孩童的保姆，会留在他们这片大地，全知全能的宙斯永不会带给他们战争……土地上结出丰足的食粮。山上橡树林立，顶上结满橡子，蜜蜂翩翩飞舞。毛茸茸的绵羊肥美成群。女人带着孩子，他们的相貌与父母大同小异。”赫西俄德在另一首诗中告诉我们，这样的贵族是宙斯送给人类的礼物。“每一个受神眷顾的贵族在出生时，都得到了伟大宙斯的女儿们赐予的无上光荣，她们把甘霖倾倒在他的舌尖，感恩之言从他的双唇流淌出来。他用睿智明断解决纷争，万民都仰仗着他的威望”，而当普通人看到这样的贵族时，“他们像对待神灵一样，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令他在人群中超拔脱俗。这就是缪斯送给人类的神圣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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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可以一路回溯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文档，拉格什的乌鲁伊尼木基那王[37]制定的法典，这些法典在公元前24世纪60年代撰写于当今的伊拉克南部。乌鲁伊尼木基那宣称他“让拉格什的居民摆脱了高利贷、苛捐杂税、饥饿、盗窃、谋杀和强取豪夺。他创造了自由。寡妇和孤儿不再仰仗当权者的怜悯：正是为了他们，乌鲁伊尼木基那和［神灵］宁吉尔苏[38]订下盟约”。国王作为全体臣民的大总管，代表他们直接与神界交易，保护他们免受掠夺，这一意象是大多数农业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在世界各地，政治等级往往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即位于上层的男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如神一般庄严，并且在诸如法老时期的埃及等极端例子中，统治者实际上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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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捆绑在一起并替二者辩护。道德与权力首尾相随：因为神灵偏爱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很富有，而统治者很富有本身就表明神灵偏爱他们。赫西俄德沿用他一贯的直白：“道德和声望听从财富的差遣……耻辱伴随着贫穷，信心伴随着富有。”公元5世纪，距离赫西俄德的时代1 000多年，圣奥古斯丁[39]理所当然地认为，如今突尼斯的穷人并不希望废除不平等制度，而只是想要加入富裕阶层。“当穷人看到”上层阶级，他说，“他们低语、呻吟、赞扬、妒忌，希望与之匹敌，因无法达成心愿而郁郁寡欢。在赞美富人时，他们说：‘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物；只有这些人才知道该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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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因乔戈的时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大多数人看来仍是顺乎天意的。1789年，当法国农民终于有机会向国王递交概述其不满的陈情书时，有关贫富不均的抱怨却少得惊人；当改革家走进农庄，他们也没听到多少重新分配财产的诉求。相反，他们深感意外地发现，大多数农民认为大众就应该贫穷，富有的本该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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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纳认为，阿格拉里亚“夸大而非掩饰了阶级的不平等和统治阶层的隔离程度”。农业社会似乎常常痴迷于等级的象征，把自身细分为法定的阶序，每一个阶序都有明确的标志。“在贵族中，纯粹的绅士用头盔环绕其盾形纹章，［而］骑士则使用马刺和镀金盔甲，”一位17世纪的法国律师如是说，“在平民中，医生、持照经营者和低等爵士各自穿不同样式的斗篷。”早期的现代法国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注意到，在缅甸，“几乎每一件用品和饰物，特别是用在服装上的东西，都彰显着物主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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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大部分时间，人们所用的语言本身也巩固了“旧政”。富人和当权者是政治精英、贵族和绅士；穷人和被统治者是下人、庶民和农奴。20世纪，当人类学家有机会与农业社会成员对谈时，他们经常发现，对于权威有合理的尊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受访者自认为好人的一个关键。例如，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40]谈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文莱和一群年轻的马来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因为坐久了身体僵直，他决定坐到地上，想着那样更舒坦些，没想到他的同伴们立即跳下长凳，为的是不要坐得高过这位受人尊敬的外国人。布朗请他们坐回长凳上：毕竟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而他本人作为一个工业国家的好公民，不在乎什么等级阶序。而他们的回答却不容辩驳：“他们说那样看起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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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发现，虽然现代农民时常抱怨运气不佳，但他们的抱怨颇带着些矛盾心理。村民们往往一面憎恨城里的精英，一面又尊敬他们，恐惧与仰慕等量交加。为了正常运作，在盖尔纳的图中位于复线之下的侧向隔离的农民不得不忙于应付全国的精英成员。农民需要钱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还要缴税，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虽然他们往往很清楚人脉广泛的商人在剥削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笑话我们，”20世纪20年代，印度北部卡里姆普尔[41]某村的一个农民告诉人类学家，“但我们需要布料，而且下一个店主也会跟前一个一样坏。”说此话者怒形于色，但他对教育和精英知识不情不愿的尊敬也显而易见，“你要不是个庄农，就不会知道别人是怎么吓唬我们，占我们便宜的。你们［人类学家］或者城里的老油条不管去哪里都会要人伺候，还真有人伺候你们。我们傻头傻脑的，一看就怕事，所以他们就欺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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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与精英的互相依赖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研究农民的人类学先驱之一艾尔弗雷德·克罗伯[42]总结说：“农民……构成了具有部分文化的部分社会。”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更加犀利，他说农民是“旧文明里的乡下人……他们敬仰生活方式与其相似但更加文明的绅士阶级或城里人，并受到这些文明人的影响……农村的精神生活，往往还包括道德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他这样总结，因为“鲁莽的多数人的渺小传统”要仰仗“反省的少数人的伟大传统”的领导，“……远在他乡的教师、神父或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农民阶级，或许也反过来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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