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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恰恰处在这伟大和渺小的传统之互动关系的核心，它是双向运作的，为所有相关方设定了责任和权利，因而不出所料，对立双方中任一方的人对另一方的看法往往都十分复杂。例如在中世纪欧洲，贵族创造了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曼所谓的“一种杂糅的话语，一种文法，农民可以借此被认为既是堕落之人又是道德模范，既理应处于附属地位，又无限接近上帝”。同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价值观的“隐性脚本”（斯科特称其为“隐性”，是因为它们隐藏在精英阶层的“官方”脚本背后，很难译解）是建构在十足的精英世界观之上的，而不是对后者的否决。“无论其是否相信这些规则，”斯科特断言，“利用这些唾手可得的意识形态资源好处多多，只有傻瓜才不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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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者嘲弄、排斥，并最终使用暴力来惩罚那些拒绝分享和轮流负责义务的逞能者，和他们一样，如果农民们认定的卓越阶层看似无视“旧政”，变成了暴君，他们也保留其反抗甚至推翻精英阶层的权利。平权的愤怒浪潮周期性地爆发，贯穿农业社会的始终，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抗议的目标鲜有针对不平等的：大多数时候，怒火只是局限在当前掌权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因为他的邪恶行径违反了“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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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抗议和威胁无法改变精英的行为，农民们有时会采取直接行动，但在这类行动中，他们一般会坚称自己只攻击地方当局，而非拥有最高权威的国王、皇帝或教皇。他们断定，遥不可及的统治者仍然道德高尚，只是他的手下背叛了他（有一句俄罗斯谚语：“沙皇是好的，贵族是坏的”）。农民抵抗运动打击这些邪恶的宠臣，其背后的逻辑是，反叛实际上是帮助国王维持“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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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元1380年，一个名叫理查德·德莱斯特（Richard de Leycestre）的英格兰人“穿过整个伊利[43]镇，命令各个阶层的所有男人参加暴动，随他一起去消灭若干个叛国者，他以国王理查二世和忠诚的平民的名义宣判他们为叛国者”。德莱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随后袭击、抢劫、审判和斩首了一个地方法官，把他的头夹在示众枷上。德莱斯特在被捕时拒绝承认对他的指控，坚称自己有“国王授予的庇护令，保护他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治安法官不为所动。“对于上述审判，事实清楚明白，理查德［·德莱斯特］犯下了上述所有重罪和煽动暴乱罪，”他们记录道，“经上述法官慎重考虑，于上述日期将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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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以致反抗者认为统治者本人违反了“旧政”，政权就变得无路可退，唯有武力镇压，这样一来国家就前途渺茫了。1907年，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被问到两年前的和平抗议者遭到屠杀如何改变了他对国家的看法时，他回答说：“5年前，大家［对于沙皇］既信仰又恐惧。现在信仰全没了，只剩下了恐惧。”10年之后，沙皇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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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糟糕统治之前3 000年，中国黄河河谷的周部落的首领们就已经有了这一观念，并开始称之为“天命”。他们认为，很久以前，至高的神灵把君权授给商朝的王，但当世君王们的昏庸暴虐表明他们丧失了天命。因此，周王有正当理由反抗商朝，公元前1046年推翻了商朝，证明天命如今传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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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业社会也都形成了有几分相似的观念。就在天命从商朝传到周朝的短短几个世代之后，一些犹太人——惊骇于扫罗王的乖戾行为——推断上帝的慈爱已经转向他人。对此《希伯来圣经》是这样记录的：“耶和华对［先知］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44]撒母耳立即给大卫施涂油礼，在一场艰苦的内战之后，大卫推翻了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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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失其天命的主张还可以加以拓展，涵盖整个精英阶层，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8世纪先知弥迦推断以色列的法庭“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但弥迦警告他们说，上帝看得见一切；如果他们执意腐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45]赫西俄德也有类似的诗句，他被“吃光了赐予的贵族们”骗走了遗产，怒而警告后者，除非他们改过自新，否则“整个城市就会为一个坏人的罪行付出代价……［宙斯］会给人民降下巨大的灾难，饥荒和瘟疫并行；男人死去。他们的女人无法怀孕，房屋稀少……［宙斯］会消灭他们的大军，摧毁他们的城墙，或者让他们的海船沉入万顷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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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叛乱往往采纳一种“美好旧时光”的形式，坚称其目的只是将“旧政”恢复到先人的标准。关于名声不佳的王，标准的圣经式批评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46]，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有教养的精英能够精准地指出他们认定的道德沦丧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对于罗马贵族政治家萨卢斯特[47]（他本人因行为不检而在公元前50年被驱逐出元老院）而言，美好的旧时光在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时就终止了。“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他写道，“在他们身上，首先是对金钱，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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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报告表明，较为贫穷的农民至少在某些时候有同样的感受。例如，20世纪70年代曾在斯里兰卡工作过的一位人类学家发现，“当代兰格马/德维代尼耶[48]的老住户声称，虽然过去不平等和歧视非常普遍［现在也是一样］，但富人和穷人，当权者和无权者，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仇恨和对抗。”甚至在契诃夫《农民》的悲惨世界里，老头子奥西普也声称：“当年在东家手下，日子要好过些……干活，吃饭，睡觉，都按部就班的……可是规矩也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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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挑战权威的事件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真实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或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邪恶之人不遵循“旧政”的为所欲为。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摒除骄傲，富人就不会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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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书面证据记录的最早期的农业社会——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公元前2000年末期的中国，以及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美洲——“旧政”似乎主要依恃着王的神性，就算在我们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复杂社会里，如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或公元前1000年的安第斯山脉，艺术和建筑证据似乎能够证明同样的原则。通过神职人员、贵族和天神一样的国王从中调停，有一条伟大的存在之链把最渺小卑微的农民与至高无上的神灵联系在一起，保证了政治和经济等级的基本公正。国王和神职人员之间就如何定义和控制这种观念可能一直冲突不断，在某些例子中——具体而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帝国[49]，以及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埃及古王国崩溃之后，这种观念似乎全盘瓦解了。然而，直到公元前1000年，新思想才开始严肃质疑神圣王权是否应该作为道德秩序的基础，即使到了那时，这种情况也只发生于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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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第五章再次谈及公元前1000年的这些质疑为何会发生在斯时斯地，但现在我希望用一两页纸的篇幅来讨论对于“旧政”而言，这些新思想意味着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思想史学家常常将其描述为“轴心时代”，得名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发出的预言：“历史的轴心当存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我们现在知道的大人物应运而生。”雅斯贝尔斯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印度的佛教徒和耆那教[50]教徒，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51]教徒，以色列的犹太教徒，以及希腊苏格拉底时代以前的哲学家都开始提出有关人类境况的新问题，在其后的1 000年里，这些问题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提出，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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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准确界定这些新思潮是靠什么联合起来的，但古典学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52]的陈述无疑很有影响：“处处都能发现有人在尝试引入更纯粹、更公正、更完美的观念，他们试图以更普适的原则来解释万事万物”。从中国到地中海，“轴心时代”的著述成为“经典”，作为永恒的道德名篇，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为无数人确定生活的意义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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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重要的轴心时代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基本都没有什么著作，这让我们难以知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为，不过就实践的一般原则而言，他们似乎是一致的：面对这个被玷污的世界，人需要超越贫穷、堕落和无常，达到一种超脱现世的至纯至善。这一声言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是普遍丧失了信心，都不再相信那个古老的传说：什么伟大的存在之链以神性的王权至臻大美，足以支撑整个世界的道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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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希腊，轴心时代理论家们一般认为，现世之外的超然境界——佛教所云之涅槃（字面意义为“吹熄”，系指此界的情感像蜡烛一样被吹灭的思想状态），儒家的“仁”（往往解释为“仁慈”），柏拉图学派的“美”，基督教的“天国”，以及道家的“道”——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定义的，但这些思想虽然在终极目标上含糊其辞，但在关于如何到达那个他方世界这一点上，它们却显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些新批评家们认为，天神一般的王和为其服务的神职人员都无法让人超越现世，因而无以稳固道德秩序。超越必须仰仗自我塑造，也就是个人发自内心的向善追求。每一个轴心时代的传统均推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特定方法（佛教徒的冥想，苏格拉底学派的谈话，犹太教的学习，儒家的治学崇礼），所有这些方法——其他方法也一样——均引导信徒走向相同的终点：遵行礼义、清心寡欲、逆来顺受、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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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思想中有很多激进和反主流文化的内容，威胁到了阿格拉里亚的现状。轴心思想家们（以及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出现的后继者们）往往来自精英阶层的中下层（苏格拉底、孔子、穆罕默德以及大多数希伯来先知均符合这一条件），甚或来自精英阶层之外（如耶稣）。他们还来自大帝国的地理边缘——像孔子的家乡鲁国，佛陀的释迦族，或是以色列、希腊、阿拉伯等周边地区——而不是出自强有力的大国，如中国的魏和赵，印度的摩揭陀[53]，或是亚述、波斯和埃及。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怀疑穷人对富人，卑微者对出身高贵者，甚至女人对男人是否一定要服从。道家和佛教徒往往无视政治等级；儒家、苏格拉底学派和耶稣则谴责统治者的道德缺陷；《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书也明确批评了国王们。农业社会的精英阶层时常还以颜色，迫害、放逐，甚至杀害轴心思想家。但总体而言，所有古代大帝国最终都与批评者合作，给轴心思想修枝剔叶，让信徒中聪明的年轻人归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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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好战的国王阿育王就表现出这方面的超群技能。公元前3世纪50年代，在消灭了敌国羯陵伽[54]后，他宣布从此遵循“法”（显然是他自己对于佛教的特殊理解）。一方面，这需要他声明放弃战争，但另一方面，这给了他一个稳固的新支柱来支撑“旧政”。他在整个孔雀王朝设置了“‘法’官”，赋权让他们执行一系列新法。阿育王断言，结果是“现世人间的邪恶减少了。人们已经不再饱受其折磨，世上如今只剩下欢乐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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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一统中国的汉朝更高一筹，成功地把轴心批判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用财富和声名奖励儒家信徒，鼓励他们宣扬那些强调责任和服从权威，而非直指独立和批评的典籍。王座与儒家官僚的甜蜜关系间或被政变和清洗打断，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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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辉煌的成功案例当属罗马帝国。公元前2世纪，希腊哲学引起了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冲突，但在接下来的100年左右，国家把斯多葛主义[55]转变为像儒家一样的公共意识形态。但这一转变完成之后不久，基督教这种更加有力的批评就出现了——罗马还是以镇压应对。“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56]这是耶稣对其弟子所说的名言，但到了公元前400年，罗马帝国的巨富阶层已经完全占据了教堂等级的上层，以至于历史学家彼得·布朗[57]承认：“我想把这个时期叫作‘骆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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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旧政”的适应力极强。尽管佛教、儒家和基督教文本始终不遗余力地批判不平等，轴心时代后的政治和经济等级与轴心时代之前一样牢不可破（公元14世纪，一位教皇甚至企图禁止基督徒说耶稣本是穷人）。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农业时代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中东的安萨里[58]，中国的朱熹（1130—1200），欧洲的托马斯·阿奎那[59]——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将神灵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与现世生活的等级要求论证成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读过他们的著述，但启迪他们的原则却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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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提到，当18世纪的欧洲改革家们到城市之外的乡下去寻求支持时，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农民并没有抱怨不平等或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相反，他们大半认为大多数人贫弱而少数人富强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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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改革家据此总结说，他们遇到的农民饱受贫困的折磨，根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极为悲惨”，1763年，一位丹麦改革家写道：“以至于他们很容易相信，只需一定程度的愚蠢和迟钝便可让生活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而一旦开始思考，一旦丧失了无知和酒精这两大慰藉，农民的快乐——如果他还能享受到任何快乐的话——将立即烟消云散。”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前往摩尔多瓦考察的英国观察家得出了同样居高临下的结论：“［农民们］习惯了他人可能无法忍受的奴役状态，已经无法希冀更好的境遇；他们的习惯性消沉变成了一种天然的麻木和冷漠。”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60]响亮地秉承这一论调，声称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于是接受了奴隶主关于他们是软弱、懒惰、幼稚的“黑鬼”[61]之类的陈词滥调，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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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关于麻木的辩论，其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前文图3.3所示的情形。觅食者中很少有人能获取超过5 000千卡/人/天的能量，自冰河期最后阶段在公元前9600年结束，其后数千年中，没有一个园耕者的日均能量获取超过10 000千卡。说起来这些觅食者和农耕者一定比任何18世纪的丹麦人或摩尔多瓦人都穷，但他们一般都会拒绝不平等和奴役。另一方面，在公元前4000~前1年，能量获取翻了两番，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却日益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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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仍然是每一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在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要想让能量获取远超10 000千卡/人/天，唯一的方式便是发展到阿格拉里亚阶段，其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是结构上所必需的，而在必要性面前，人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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