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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定居觅食者无法摆脱狩猎和采集的制约，而贸易城邦也同样受到耕种土地的限制。尽管定居觅食人口的规模和密度远超机动性强的觅食群体的正常水平，但没有一个能够突破到农业社会的正常水平，同样，尽管贸易城邦支撑着以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人口数量，也没有一个可以突破到化石燃料社会的正常水平。在雅典的例子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城市越来越像阿格拉里亚。在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将其他希腊城市纳入其管辖，雅典公民大会开始像图3.6中的分层精英群体那样行使职责，而此前类似图3.7情形的那些属城，在接受雅典统治后，变得更像是图3.6中的那些侧向隔离的社群了。我们在第四章就会看到，摆脱阿格拉里亚的唯一方法便是进行一场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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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利亚与因达斯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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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60年代中的几年里，一个名叫雅各布·古杰尔（Jakob Gujer）的瑞士农民［通常称呼他的绰号克莱因乔戈（Kleinjogg），就是英语里的“小杰克”（Little Jake）］一时间成为举世闻名的农民。医生兼社会改革家J·K·希尔茨尔（J. K. Hirtzel）发现了这位口齿伶俐、雄心勃勃的农民，宣称他是“乡村苏格拉底”。卢梭曾为他高唱赞歌，歌德也曾前往苏黎世乡下拜访过他，克莱因乔戈动用他淳朴的乡人智慧，足以温暖任何启蒙贵族的心灵。“如果咱们俩都做了自己分内的事，结果对咱们都好，”1765年，克莱因乔戈对符腾堡的路德维希·欧根（Ludwig Eugen）公爵如是说，“你们王公贵族必须命令我们农民做事，因为你们有时间决定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至于我们农民，就应该服从你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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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克莱因乔戈拥护的关系称为“旧政”，是工业时代的“新政”实施之前，农业世界普遍遵行的社会契约。它的道理很简单：大自然和众神要求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他们，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忠职守，便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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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克莱因乔戈与路德维希·欧根公爵对话的两千年前，在5 000英里之外的东方中国，就有人为“旧政”书写了最响亮有力的宣言。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礼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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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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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对此也一清二楚：“当［贵族］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他解释道，“而且没有偏离公正，城市就会繁荣，人民就会富强。和平，这孩童的保姆，会留在他们这片大地，全知全能的宙斯永不会带给他们战争……土地上结出丰足的食粮。山上橡树林立，顶上结满橡子，蜜蜂翩翩飞舞。毛茸茸的绵羊肥美成群。女人带着孩子，他们的相貌与父母大同小异。”赫西俄德在另一首诗中告诉我们，这样的贵族是宙斯送给人类的礼物。“每一个受神眷顾的贵族在出生时，都得到了伟大宙斯的女儿们赐予的无上光荣，她们把甘霖倾倒在他的舌尖，感恩之言从他的双唇流淌出来。他用睿智明断解决纷争，万民都仰仗着他的威望”，而当普通人看到这样的贵族时，“他们像对待神灵一样，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令他在人群中超拔脱俗。这就是缪斯送给人类的神圣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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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可以一路回溯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文档，拉格什的乌鲁伊尼木基那王[37]制定的法典，这些法典在公元前24世纪60年代撰写于当今的伊拉克南部。乌鲁伊尼木基那宣称他“让拉格什的居民摆脱了高利贷、苛捐杂税、饥饿、盗窃、谋杀和强取豪夺。他创造了自由。寡妇和孤儿不再仰仗当权者的怜悯：正是为了他们，乌鲁伊尼木基那和［神灵］宁吉尔苏[38]订下盟约”。国王作为全体臣民的大总管，代表他们直接与神界交易，保护他们免受掠夺，这一意象是大多数农业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在世界各地，政治等级往往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即位于上层的男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如神一般庄严，并且在诸如法老时期的埃及等极端例子中，统治者实际上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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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捆绑在一起并替二者辩护。道德与权力首尾相随：因为神灵偏爱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很富有，而统治者很富有本身就表明神灵偏爱他们。赫西俄德沿用他一贯的直白：“道德和声望听从财富的差遣……耻辱伴随着贫穷，信心伴随着富有。”公元5世纪，距离赫西俄德的时代1 000多年，圣奥古斯丁[39]理所当然地认为，如今突尼斯的穷人并不希望废除不平等制度，而只是想要加入富裕阶层。“当穷人看到”上层阶级，他说，“他们低语、呻吟、赞扬、妒忌，希望与之匹敌，因无法达成心愿而郁郁寡欢。在赞美富人时，他们说：‘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物；只有这些人才知道该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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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因乔戈的时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大多数人看来仍是顺乎天意的。1789年，当法国农民终于有机会向国王递交概述其不满的陈情书时，有关贫富不均的抱怨却少得惊人；当改革家走进农庄，他们也没听到多少重新分配财产的诉求。相反，他们深感意外地发现，大多数农民认为大众就应该贫穷，富有的本该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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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纳认为，阿格拉里亚“夸大而非掩饰了阶级的不平等和统治阶层的隔离程度”。农业社会似乎常常痴迷于等级的象征，把自身细分为法定的阶序，每一个阶序都有明确的标志。“在贵族中，纯粹的绅士用头盔环绕其盾形纹章，［而］骑士则使用马刺和镀金盔甲，”一位17世纪的法国律师如是说，“在平民中，医生、持照经营者和低等爵士各自穿不同样式的斗篷。”早期的现代法国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注意到，在缅甸，“几乎每一件用品和饰物，特别是用在服装上的东西，都彰显着物主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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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大部分时间，人们所用的语言本身也巩固了“旧政”。富人和当权者是政治精英、贵族和绅士；穷人和被统治者是下人、庶民和农奴。20世纪，当人类学家有机会与农业社会成员对谈时，他们经常发现，对于权威有合理的尊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受访者自认为好人的一个关键。例如，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40]谈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文莱和一群年轻的马来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因为坐久了身体僵直，他决定坐到地上，想着那样更舒坦些，没想到他的同伴们立即跳下长凳，为的是不要坐得高过这位受人尊敬的外国人。布朗请他们坐回长凳上：毕竟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而他本人作为一个工业国家的好公民，不在乎什么等级阶序。而他们的回答却不容辩驳：“他们说那样看起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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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发现，虽然现代农民时常抱怨运气不佳，但他们的抱怨颇带着些矛盾心理。村民们往往一面憎恨城里的精英，一面又尊敬他们，恐惧与仰慕等量交加。为了正常运作，在盖尔纳的图中位于复线之下的侧向隔离的农民不得不忙于应付全国的精英成员。农民需要钱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还要缴税，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虽然他们往往很清楚人脉广泛的商人在剥削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笑话我们，”20世纪20年代，印度北部卡里姆普尔[41]某村的一个农民告诉人类学家，“但我们需要布料，而且下一个店主也会跟前一个一样坏。”说此话者怒形于色，但他对教育和精英知识不情不愿的尊敬也显而易见，“你要不是个庄农，就不会知道别人是怎么吓唬我们，占我们便宜的。你们［人类学家］或者城里的老油条不管去哪里都会要人伺候，还真有人伺候你们。我们傻头傻脑的，一看就怕事，所以他们就欺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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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与精英的互相依赖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研究农民的人类学先驱之一艾尔弗雷德·克罗伯[42]总结说：“农民……构成了具有部分文化的部分社会。”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更加犀利，他说农民是“旧文明里的乡下人……他们敬仰生活方式与其相似但更加文明的绅士阶级或城里人，并受到这些文明人的影响……农村的精神生活，往往还包括道德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他这样总结，因为“鲁莽的多数人的渺小传统”要仰仗“反省的少数人的伟大传统”的领导，“……远在他乡的教师、神父或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农民阶级，或许也反过来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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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恰恰处在这伟大和渺小的传统之互动关系的核心，它是双向运作的，为所有相关方设定了责任和权利，因而不出所料，对立双方中任一方的人对另一方的看法往往都十分复杂。例如在中世纪欧洲，贵族创造了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曼所谓的“一种杂糅的话语，一种文法，农民可以借此被认为既是堕落之人又是道德模范，既理应处于附属地位，又无限接近上帝”。同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价值观的“隐性脚本”（斯科特称其为“隐性”，是因为它们隐藏在精英阶层的“官方”脚本背后，很难译解）是建构在十足的精英世界观之上的，而不是对后者的否决。“无论其是否相信这些规则，”斯科特断言，“利用这些唾手可得的意识形态资源好处多多，只有傻瓜才不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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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者嘲弄、排斥，并最终使用暴力来惩罚那些拒绝分享和轮流负责义务的逞能者，和他们一样，如果农民们认定的卓越阶层看似无视“旧政”，变成了暴君，他们也保留其反抗甚至推翻精英阶层的权利。平权的愤怒浪潮周期性地爆发，贯穿农业社会的始终，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抗议的目标鲜有针对不平等的：大多数时候，怒火只是局限在当前掌权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因为他的邪恶行径违反了“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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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抗议和威胁无法改变精英的行为，农民们有时会采取直接行动，但在这类行动中，他们一般会坚称自己只攻击地方当局，而非拥有最高权威的国王、皇帝或教皇。他们断定，遥不可及的统治者仍然道德高尚，只是他的手下背叛了他（有一句俄罗斯谚语：“沙皇是好的，贵族是坏的”）。农民抵抗运动打击这些邪恶的宠臣，其背后的逻辑是，反叛实际上是帮助国王维持“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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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元1380年，一个名叫理查德·德莱斯特（Richard de Leycestre）的英格兰人“穿过整个伊利[43]镇，命令各个阶层的所有男人参加暴动，随他一起去消灭若干个叛国者，他以国王理查二世和忠诚的平民的名义宣判他们为叛国者”。德莱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随后袭击、抢劫、审判和斩首了一个地方法官，把他的头夹在示众枷上。德莱斯特在被捕时拒绝承认对他的指控，坚称自己有“国王授予的庇护令，保护他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治安法官不为所动。“对于上述审判，事实清楚明白，理查德［·德莱斯特］犯下了上述所有重罪和煽动暴乱罪，”他们记录道，“经上述法官慎重考虑，于上述日期将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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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以致反抗者认为统治者本人违反了“旧政”，政权就变得无路可退，唯有武力镇压，这样一来国家就前途渺茫了。1907年，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被问到两年前的和平抗议者遭到屠杀如何改变了他对国家的看法时，他回答说：“5年前，大家［对于沙皇］既信仰又恐惧。现在信仰全没了，只剩下了恐惧。”10年之后，沙皇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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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糟糕统治之前3 000年，中国黄河河谷的周部落的首领们就已经有了这一观念，并开始称之为“天命”。他们认为，很久以前，至高的神灵把君权授给商朝的王，但当世君王们的昏庸暴虐表明他们丧失了天命。因此，周王有正当理由反抗商朝，公元前1046年推翻了商朝，证明天命如今传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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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业社会也都形成了有几分相似的观念。就在天命从商朝传到周朝的短短几个世代之后，一些犹太人——惊骇于扫罗王的乖戾行为——推断上帝的慈爱已经转向他人。对此《希伯来圣经》是这样记录的：“耶和华对［先知］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44]撒母耳立即给大卫施涂油礼，在一场艰苦的内战之后，大卫推翻了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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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失其天命的主张还可以加以拓展，涵盖整个精英阶层，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8世纪先知弥迦推断以色列的法庭“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但弥迦警告他们说，上帝看得见一切；如果他们执意腐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45]赫西俄德也有类似的诗句，他被“吃光了赐予的贵族们”骗走了遗产，怒而警告后者，除非他们改过自新，否则“整个城市就会为一个坏人的罪行付出代价……［宙斯］会给人民降下巨大的灾难，饥荒和瘟疫并行；男人死去。他们的女人无法怀孕，房屋稀少……［宙斯］会消灭他们的大军，摧毁他们的城墙，或者让他们的海船沉入万顷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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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叛乱往往采纳一种“美好旧时光”的形式，坚称其目的只是将“旧政”恢复到先人的标准。关于名声不佳的王，标准的圣经式批评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46]，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有教养的精英能够精准地指出他们认定的道德沦丧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对于罗马贵族政治家萨卢斯特[47]（他本人因行为不检而在公元前50年被驱逐出元老院）而言，美好的旧时光在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时就终止了。“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他写道，“在他们身上，首先是对金钱，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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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报告表明，较为贫穷的农民至少在某些时候有同样的感受。例如，20世纪70年代曾在斯里兰卡工作过的一位人类学家发现，“当代兰格马/德维代尼耶[48]的老住户声称，虽然过去不平等和歧视非常普遍［现在也是一样］，但富人和穷人，当权者和无权者，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仇恨和对抗。”甚至在契诃夫《农民》的悲惨世界里，老头子奥西普也声称：“当年在东家手下，日子要好过些……干活，吃饭，睡觉，都按部就班的……可是规矩也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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