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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市场，工人通过市场出售劳力，换取钱币或类似形式的工资。赫西俄德似乎提到过他的农场雇用的帮手，但受薪劳工的历史要长得多。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前后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的乌尔[22]第三王朝，向在国有作坊和面包房工作的劳工支付工钱（通常翻译为“配给”）。在这些作坊中，一个位于拉格什[23]城的纺织作坊有6 000名雇员。在两千年后的罗马，建造了华美绚丽的大理石建筑，为供应罗马城百万居民的生活之需而装卸粮船的（更不用提35万罗马士兵了），多是成千上万的雇佣劳工，在中世纪和近代，从英格兰到日本再到世界各地，要想调动超出家庭级别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一直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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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农业社会的企业家（无论乡下的还是城里的）总是在抱怨单纯靠工资很难把可靠的劳动力吸引到市场中去。他们发现，总的来说，任何人，只要其拥有的土地足以支撑家庭需要，都会更偏爱以耕种土地为生，而不是出卖劳力。经济史学家加文·赖特[24]对最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一——19世纪初期的美国南部的描述，大概与早期的农业社会更加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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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一个实质性的保障措施，可以对抗饥饿、失业或贫困终老。在高风险金融机构不发达的时代，家庭农场是一种以相当安全的方式积累财富的手段——这笔财富大半来自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清理场地、修建篱笆和排水系统等，自行耕作有助于确保这笔财富的所得源源不断且不致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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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在于，近代农场工人的低产出意味着劳动的边际产量，即雇主聘用一个额外的工人所获得的收益，往往过低，无法支付有吸引力的工资，只要还有其他的谋生之路，人们就不会选择受雇。这促使人们转而选择亲属关系之外的第二个方案，即强迫劳动，来调动家庭所无法提供的更多劳动力。使用暴力压低劳动成本，直到雇主获得的边际产量大于零，奴隶制和农奴制遂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失效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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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觅食社会，强迫劳动几乎闻所未闻。园耕者常常会在袭击和战争中劫掠奴隶，但这些俘虏（特别是女人）一般很快就会被并入掳掠者的亲属结构，而在很多更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奴隶是终身制的，永远是征服者世界的局外人。农业社会之所以转向强迫劳动力，似乎纯属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亲属关系和市场均无法产生足够的劳动力来建造船只、港口、道路、神殿和石碑，没有这些设施，他们（相对）庞大的人口就无法养活自己或维持社会的运营。古代史学家摩西·芬利[25]在其发表于1959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问道：“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吗？”他总结的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如果我们把问题扩展，把所有类型的强迫劳动考虑在内，芬利的答案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农业社会。在极端情况下——古雅典就是其中一例，多达1/3的人是动产奴隶[26]，没有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农业社会凤毛麟角。对能量获取高于10 000千卡/人/天的农业社会而言，强迫劳动像父权制一样，是一项必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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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光明面是精神生活的专业化，这大大拓展了知识的存量。20世纪考古学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展示了文字出现之前觅食者的精神生活有多复杂，但农业社会的文化精英们所取得的成就则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日趋专业化的副产品。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都有最完整的考古记录，在驯化的最早期阶段（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公元前6250年的中国），少数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符号来记录家庭账目，但还要五六千年后，才会出现更专业的官僚机制，把这些符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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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洲，还没有发现与驯化有关的原始文字，但第一个专属的文字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致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建立最古老的完整农耕系统的时间前后。然而，新世界[27]的知识精英文化的发展落后于旧世界[28]，埃及、黎凡特[29]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1000年都完成了相似的发展。关于文字的使用是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人类学家长年争论不休，但旧世界在农业时代取得了非凡的学术进步，其所倚恃的是专业化的教育体系以及巨额的人力资源投资，没有文字则全然不可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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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越来越精密的劳动分工最终取决于另一类专业人士：暴力大师，他们把杀戮的相对优势转变为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在农业发明之后的每一个地区，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时间里似乎都没有垄断合法暴力的政府，但当能量获取上升到10 000千卡/人/天以上，并且城镇人口数超过10 000人时，少数人就冒出来管事了，所有地区都不谋而合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只是发生的具体时间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印度河谷在公元前2500年前，中国北方在公元前1900年，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则晚至公元前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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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式是，这一新精英阶层的某一位成员自封为王，但为了保住王座，他一定会组织更广泛的联盟，把潜在的对手变成支持者。为罗致势均力敌的同侪，统治者一般会任命后者为贵族，使其可以合法拥有巨额财产，而为了让统治者离不开他们，这些贵族一般会将自己重新包装为有用的专业人士，精通宗教、法律、文化或战争等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精英彼此协作，通过提高税赋、执行法律、举行祭祀、征战邻国、镇压起义等政府活动来协调大型社会的种种活动，这些也是古代和中世纪编年史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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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是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30]绘制的一张有关总产出的概略图，高度抽象但非常有用。盖尔纳把这种理想型的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并指出，在这一虚构的典型社会中，“统治阶级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与直接从事农业的生产者，或称农民，界限分明地隔离开来”。图中的复线标注了这一明显的大众—精英分界线，而单线标注了统治阶级内部军事、行政、神职等工作的分工，以及他们自身的等级排序和法律定义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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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阿格拉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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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兼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理想型农业社会模式（引自盖尔纳，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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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部水平分层的少数人之下，”盖尔纳解释道，“是另外一个世界，是由社会的世俗成员所组成的侧向隔离的小规模社群”——也就是农民村落。盖尔纳将这些小社群描述为“侧向隔离的”，因为农民很少外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多数农民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距其诞生之地步行可及的方圆数十里。在阿格拉里亚，每个小辖区的农民往往都有自己的方言、宗教仪式和传统——盖尔纳说，他们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图中纵向的虚线象征着农民世界的碎片化，这与其统治者生活的大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罗马版的阿格拉里亚，一位皇帝、元老院议员或待遇优厚的教授可以从不列颠远行到叙利亚，一路吃着雀舌，喝着法勒那斯酒[31]，用希腊语和拉丁语闲谈，在路过的每一个村庄显摆同一套关于荷马和维吉尔的诙谐典故。而住在东家土地上的农民走出二三十英里便有身处异乡之感了。盖尔纳说：“国家关心的是榨取税赋、维持和平，此外无他，国家并不关心如何改善其属民社群的侧向交流。”一个又一个农业贵族承认了如下事实：“我们对于图拉[32]乡下的了解，”俄国的李沃夫大公[33]说（他在图拉度过了19世纪90年代），“并不比对中非的了解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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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约翰·霍尔[34]在其《权力和自由》一书中表示，帝制中国、印度莫卧儿王朝，以及中世纪的伊斯兰和天主教社会都可以很容易地套入盖尔纳的模式，但盖尔纳自己也认识到，仍有一些实例很难与图3.6完美匹配。“阿格拉里亚时代，”他指出，“本质上是一个停滞、压抑和迷信的时期，”然而，他又补充说，“例外确实会发生，古希腊就是一例，但我们都倾向于称之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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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盖尔纳所说，这些奇迹般的例外大多是城邦。在史前后期的农业社会，这样的城邦组成的网络可能很常见：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与恒河河谷、黄河河谷、秘鲁、尤卡坦[35]以及墨西哥谷，似乎都能见到城邦网络繁盛一时，直到其中一个城邦成长的速度超过其他，进而征服和吞并它们，形成一个更大的阿格拉里亚。而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欧洲和地中海（古腓尼基、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中亚和撒哈拉的各个绿洲，城邦体系得以幸存，甚至有时还会在大帝国的周围欣欣向荣，历史文献对这些时期颇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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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这些文本记录的城邦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其倾向于商业，通常是海上贸易。这个特点缓和了其他社会由于农业能量获取的局限而受到的约束。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利用其地处庞大的贸易网络中心的地理优势，进口大部分所需食物，大大提高了人均获得的能量。这不仅使得本章前文提及的高人口密度成为可能，而且维持了经济增长（公元前800~前300年，人均消费可能翻了一番），以致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在化石燃料时期到来之前，无人能望其项背。识字率同样非常高，雅典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爆炸，“古典”的标签便是由此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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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以及若干其他城邦在很多方面似乎要比农业社会更具现代性。图3.7（我本人将古雅典套入盖尔纳模式的尝试，或曰失败的尝试）和图3.6之间的反差很强烈。和大多数其他繁荣的海上贸易城邦一样，雅典也缺乏阿格拉里亚那个高度分层的、与农民大众严格隔离的精英小团体。相反，它只有一个弱分层的上层阶级，其与同样是弱侧向隔离的各个同胞群体之间的区隔是以财富来界定，而不是法律强制的。在雅典和其他数十个希腊的实例中，分层非常弱，以至于国家的管理者不有国王，甚至不只有商业寡头，还有希腊人所谓的“民众权力”，一种由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的民主制度。不出意料，财富等级不甚分明。我的计算表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占有土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38~0.39，而古代历史学家乔赛亚·奥伯[36]估计，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人（包括奴隶在内的全体居民人口）的总体收入不均系数为0.40~0.45——明显低于史密斯等人计算的农业社会收入不均系数的平均值0.48。与觅食社会不同，在这里，拥有财富一般都被看作好事。以希腊的标准来看，某些雅典人确实非常富有，但平均的真实收入也确实很高，发掘出土的房舍遗迹表明，古希腊人的生活条件远胜于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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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希腊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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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城邦如何重建阿格拉里亚的一种情形（引自莫里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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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雅典与阿格拉里亚仍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在弱分层且弱侧向隔离的公民之下则是另一个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4世纪，高度侧向隔离的动产奴隶大概占全部人口的1/3。虽然地中海贸易带来了能量繁荣，但对于雅典和所有其他希腊城邦来说，强迫劳动仍是必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根据史料记载，雅典拥有最严格的奴隶制度，奴隶获释率极低，每次赋予获释奴隶以公民权，都必须在国家顶级决策组织（公民大会）进行一次投票表决。雅典还有古代社会中最不合理的性别差异体系。在古希腊的城市中，女人绝无获得公民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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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之所以堪称奇迹，原因之一是它扩大了精英阶层，而不是取消了阿格拉里亚内部的分界。古雅典可能是最极端的例子，大约有1/3的居民（自由成年男性公民加上他们的儿子）属于这一统治精英集团。根据各自的具体问题，历史学家们既可以选择关注这一非凡的成就（被乔赛亚·奥伯称为“杯子半满”的视角），也可以关注非精英雅典人所面临的掠夺和压迫（“杯子半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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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书提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应该将雅典和其他城邦看作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证实而非证伪了图3.6的模型，正如太平洋西北地区、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那些定居、富裕和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社会证实而非证伪了本书第二章提出的觅食者社会模型。一方面，瓜基乌图人和雅典人都找到了把能量获取提高到远超标准水平的方法，并创立了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另一方面，定居觅食者和贸易城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生态区才能繁荣昌盛——对前者而言，是海产资源丰富的海岸带，诸如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或是史上著名的北美西海岸；对后者而言，则是为大型帝国运送补给的贸易路线两侧的地理位置（通常指海上，有时也包括沿河地区，偶尔也包括陆路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