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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全球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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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妇女的平均活产数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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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世界，妇女留在家中照料众多子女的好处之一，便是她们同时可以完成大量不得不做的家务。这意味着如果家庭决定利用生育率降低的时机让妇女外出从事受薪工作，就必须解决无偿家务由谁来代做的问题，要知道在此之前，那些家务让女人们整日忙个不停。答案是机器，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4]、阿南特·塞沙德里[5]和穆罕默德·耶吕克奥卢[6]称其为“自由的发动机”。因为女人当下的收入潜力值得家庭花钱购买节省劳力的设备，市场很快满足了这一需求。19世纪末，商用洗衣服务大行其道，但电力才是真正消除家务苦差的关键。1928年，洗衣机的年销售量将近100万台。1937年，第一台全自动家用真空吸尘器开始打广告，1938年，定价仅10美元的蒸汽电熨斗在商业营销中大获全胜（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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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自由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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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电熨斗的广告，约1950年（作者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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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出工作的女人数量慢慢上升，但直到1940年，受薪劳动力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女人（甚至在西欧和北美也是如此）仍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薪水较低，工作领域主要是女性独占的内勤、秘书、护理和教育工作。但这种情况在“二战”后迅速发生了改变，1940~1990年，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翻了一番（图4.6）。早在1950年，美国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半是已婚妇女，到20世纪末，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拒绝雇用女性了（尽管女性在大多数职业的顶层人数不足，且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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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工作场所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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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1940~2000年（数据来自J·帕特森，199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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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里亚通过实施差别化来维持社会运转，不仅精英与大众或男人与女人界限分明，信徒与非信徒、好人与坏人、自由人与奴隶，以及其他无数的类别之间全都壁垒森严。在一个彼此之间存在义务和特权的复杂等级制度中，每一个群体均有各自固定的位置，由“旧政”将其联系在一起，并由神灵和暴力威胁予以保障。然而，化石燃料社会则需取消界限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某个群体越能够以图4.7（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完全空白的框图）的反结构来取代图3.6的严格结构，其市场就会越大也越高效，这个群体在化石燃料社会中也就会运行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称为“因达斯特里亚”，它和阿格拉里亚一样，是一种理想类型，虽然现实中还没有与其非常接近的社会，但它仍然是公元1800年以来整个世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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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因达斯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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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类型的化石燃料社会，全无内部分工，并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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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格拉里亚发展到因达斯特里亚，化石燃料社会找到了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是自由的，另一条是非自由的。两种方式都需要扫清图3.6中的界限才能进行下去，但其去除界限的方法大不相同。自由路径包括宣称阿格拉里亚的界限毫无意义，并给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其在农业社会隶属于哪个类别。新型的市场需要吸收和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如果对于礼拜的规程、嫁娶的对象乃至工作的类型都做出了严格限制的传统规则干扰了这种市场的成长，就必须摒弃那些传统。与此相反，非自由路径的目标不是忽略差异，而是消除差异，必要时还会使用武力。因此，与自由的版本相比，非自由的方法往往是在开倒车，常常会依赖暴力、强迫劳动，甚至新版的神圣王权说。这两条路径彼此排斥，任何将其结合的企图都会带来灾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后的情形就是一例。历史学家杰弗里·瓦夫罗[7]指出，虽然奥地利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权力“仅仅是要求斯拉夫人用德语和哈布斯堡官场交流，以此来庇护……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认为那根本就是消灭……其他民族的许可证”。自由和非自由路径的不正常妥协最终带来了一场灾难。“奥地利是欧洲的失败者——倒霉蛋，”维也纳的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在1913年承认道：“谁都不喜欢我们，每一场灾难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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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路径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7世纪末的北大西洋沿岸，当时市场的洲际扩张把体系所消耗的能量推高了（我会在第五章回到这一主题）。然而自由路径的真正确立则是在1800年前后，也就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开始之时。近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都在迫害犹太人和任何歪解耶稣的人，然而一朝之间，信仰突然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外人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人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投票权，甚或（最终）通过婚姻融入基督徒的主流社会。实际上在19世纪，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信仰不再是个严重的问题，新的世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迅速蔓延开来。世俗化——社会学家史蒂夫·布鲁斯[8]将其解释为“宗教被取代，不再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使得化石燃料世界与农耕者的世界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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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无神论者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他们的满腔热情也堪称虔诚。例如，1871年，临时统治了巴黎的极端左翼公社开始抓捕神父，公社革命法庭的政府检察官拉乌尔·里戈（Raoul Rigault）开始审问一名耶稣会修道士，以下便是这段声名狼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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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你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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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上帝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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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你的主子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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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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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对书记员说）：把这个记下来。X，将自身描述为一个名叫上帝之人的仆人，这个上帝居无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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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里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枪杀了那么多神父的话，上面的对话或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大多数无神论者没这么激进，不过只是想用脚投票来反对上帝而已。在英国，进教堂做礼拜的人从1851年的约60%下降到1979年的12%，1989年为10%，1998年为7.5%。甚至在宗教仍然更为大众所接受的美国，从1939年到20世纪90年代，进教堂的人数大概也下降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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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随着宗教的撤退，阿格拉里亚社会的一项最显著特性也消失了，那就是神授精英与政治上无能的大众之间的严格界限。我在第三章提到过，古希腊那些能量富足的城邦曾通过允许所有自由男性在重要的集体决策中投票，部分地消弭了这一界限，而当17和18世纪的西欧能量获取激增之时，这个想法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在上帝的律法中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条款，”1647年，英格兰平等主义者托马斯·雷恩巴勒[9]坚称，“说一个贵族可以选20个议员，绅士可以选两个，而穷人一个也选不了……对于一个完全不能为他代言的政府，英格兰最穷的人不会与之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平等主义者很快就失败了，但1688年后，英格兰的君主们越来越屈服于商业寡头的意志。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大众开放了参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