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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里亚通过实施差别化来维持社会运转，不仅精英与大众或男人与女人界限分明，信徒与非信徒、好人与坏人、自由人与奴隶，以及其他无数的类别之间全都壁垒森严。在一个彼此之间存在义务和特权的复杂等级制度中，每一个群体均有各自固定的位置，由“旧政”将其联系在一起，并由神灵和暴力威胁予以保障。然而，化石燃料社会则需取消界限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某个群体越能够以图4.7（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完全空白的框图）的反结构来取代图3.6的严格结构，其市场就会越大也越高效，这个群体在化石燃料社会中也就会运行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称为“因达斯特里亚”，它和阿格拉里亚一样，是一种理想类型，虽然现实中还没有与其非常接近的社会，但它仍然是公元1800年以来整个世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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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因达斯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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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类型的化石燃料社会，全无内部分工，并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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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格拉里亚发展到因达斯特里亚，化石燃料社会找到了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是自由的，另一条是非自由的。两种方式都需要扫清图3.6中的界限才能进行下去，但其去除界限的方法大不相同。自由路径包括宣称阿格拉里亚的界限毫无意义，并给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其在农业社会隶属于哪个类别。新型的市场需要吸收和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如果对于礼拜的规程、嫁娶的对象乃至工作的类型都做出了严格限制的传统规则干扰了这种市场的成长，就必须摒弃那些传统。与此相反，非自由路径的目标不是忽略差异，而是消除差异，必要时还会使用武力。因此，与自由的版本相比，非自由的方法往往是在开倒车，常常会依赖暴力、强迫劳动，甚至新版的神圣王权说。这两条路径彼此排斥，任何将其结合的企图都会带来灾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后的情形就是一例。历史学家杰弗里·瓦夫罗[7]指出，虽然奥地利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权力“仅仅是要求斯拉夫人用德语和哈布斯堡官场交流，以此来庇护……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认为那根本就是消灭……其他民族的许可证”。自由和非自由路径的不正常妥协最终带来了一场灾难。“奥地利是欧洲的失败者——倒霉蛋，”维也纳的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在1913年承认道：“谁都不喜欢我们，每一场灾难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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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路径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7世纪末的北大西洋沿岸，当时市场的洲际扩张把体系所消耗的能量推高了（我会在第五章回到这一主题）。然而自由路径的真正确立则是在1800年前后，也就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开始之时。近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都在迫害犹太人和任何歪解耶稣的人，然而一朝之间，信仰突然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外人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人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投票权，甚或（最终）通过婚姻融入基督徒的主流社会。实际上在19世纪，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信仰不再是个严重的问题，新的世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迅速蔓延开来。世俗化——社会学家史蒂夫·布鲁斯[8]将其解释为“宗教被取代，不再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使得化石燃料世界与农耕者的世界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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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无神论者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他们的满腔热情也堪称虔诚。例如，1871年，临时统治了巴黎的极端左翼公社开始抓捕神父，公社革命法庭的政府检察官拉乌尔·里戈（Raoul Rigault）开始审问一名耶稣会修道士，以下便是这段声名狼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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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你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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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上帝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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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你的主子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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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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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对书记员说）：把这个记下来。X，将自身描述为一个名叫上帝之人的仆人，这个上帝居无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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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里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枪杀了那么多神父的话，上面的对话或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大多数无神论者没这么激进，不过只是想用脚投票来反对上帝而已。在英国，进教堂做礼拜的人从1851年的约60%下降到1979年的12%，1989年为10%，1998年为7.5%。甚至在宗教仍然更为大众所接受的美国，从1939年到20世纪90年代，进教堂的人数大概也下降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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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随着宗教的撤退，阿格拉里亚社会的一项最显著特性也消失了，那就是神授精英与政治上无能的大众之间的严格界限。我在第三章提到过，古希腊那些能量富足的城邦曾通过允许所有自由男性在重要的集体决策中投票，部分地消弭了这一界限，而当17和18世纪的西欧能量获取激增之时，这个想法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在上帝的律法中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条款，”1647年，英格兰平等主义者托马斯·雷恩巴勒[9]坚称，“说一个贵族可以选20个议员，绅士可以选两个，而穷人一个也选不了……对于一个完全不能为他代言的政府，英格兰最穷的人不会与之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平等主义者很快就失败了，但1688年后，英格兰的君主们越来越屈服于商业寡头的意志。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大众开放了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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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两个体系都不够民主：二者均禁止女人投票，美国革命容忍大规模的奴隶制，而法国革命则先是堕落成为一场大屠杀，随后又沦为独裁。但随着化石燃料在19世纪重新建构市场，按照人们的意愿把他们从实物支付、以物换物中解放出来，老式的统治精英发现，保护自己的政治特权，抵制新贵资本家或日益壮大的工人参政，变得越来越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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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英国的缙绅阶层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很有技巧，他们敷衍、妥协，零零碎碎地让步。而说英语的海外移民往往更加决绝，他们一举接受了民主。然而在欧陆，民主的道路却更加暴力和崎岖。1848年的一波革命大体上都失败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随即又遭到了破坏。但是，尽管有种种不和谐的噪声喧哗，到1914年，西方政府还是全都走向了代议制民主，男性广泛拥有选举权，以及定期选举。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财产、种族、宗教、教育甚至性别的政治参与障碍遭到了攻击，在整个西方几乎处处都摇摇欲坠（奇怪的是，瑞士直到1971年才准许女人投票）。以几乎任何标准来评价，走向民主的国家都胜过了那些不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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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及其殖民地之外，民主化的进程更加缓慢。率先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也走向了民主，但保留了天皇，当时的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天皇是神圣的。只有在20世纪末，化石燃料经济和开放市场渗透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后，民主才开始茁壮成长。而就算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非洲大部分地区、中东和中亚的化石燃料经济依然孱弱并带有试验的性质，那里的民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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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具体情况始终千差万别，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或称“古典自由主义者”，这是他们通常的称呼，以示与20世纪的同名者的区别）往往会将小政府看作实现因达斯特里亚的最佳途径。其基本的原则——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拉萨尔[10]嘲讽其为“守夜国家”——是政府应尽可能地不作为，除保证财产权及保护国家免受攻击之外，政府应将改善大众福利的事情留给自由市场。然而化石燃料社会本身复杂重重，很难严格坚持这些原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就已经觉得有必要为工作环境立法，到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自由政体都已将工会合法化并推广了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到19世纪末，很多欧洲人言及“新自由主义”，它与“古典”版本截然不同，并且为了实现更大多数人的福利，它不仅依赖操纵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也同样仰仗国家权力的“看不见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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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之所以能铺平因达斯特里亚的竞技场，原因是国家能够使用武力来压制反抗，有些时候——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美国南部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民主选举的领导人的确会使用武力来镇压自己的公民。但总体而言，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自由路径远离国家暴力——这与非自由路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就连最自由的政体也会以不合时宜的手段对待自己国民中的某些群体，认为该把他们隔离起来，以保护可互换公民的同质社群免受传染。例如，英国把贫民聚集到习艺所，而美国先是把很多美国原住民赶出其不断推进的国境线，随后又限制他们住在保留地中，声称其原则是——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832年所说——“独立的农民在各处都是社会的基础，也是自由的真正朋友”。沙俄等自由受限的政体在其自身的工业化革命中拘禁了更多成员。但20世纪出现了更明显的分裂，英国、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变得更加自由，抛弃了此类政策，而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国家偏离了轨道，寻求更不自由的解决方案，以驱除出境和斩草除根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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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体与非自由政体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两种社会的国家力量都大举扩张，因为政府企图动员国家意志和资源。这一趋势直接与19世纪的守夜人传统背道而驰，却与利用激进主义的大政府解决阿格拉里亚遗留下来的差别的“新自由”倾向完全相合。结果便是自由的“新政”在20世纪中期加速前进，彻底取代了阿格拉里亚的“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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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年来，政府一直管理着国防、法律与秩序、财产权和宗教崇拜，但在20世纪中晚期，大多数“新政”政体（或多或少）也负责教育、卫生、就业和环境。某些政府还制定了工资和价格政策，用公务员取代了市场；其他一些政府则对从煤矿到银行等重要产业实施了国有化。官僚作风和税单激增，过高的累进所得税制把收入不均的状况推回到觅食者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本上是个化石燃料富国俱乐部）国家的税前基尼系数平均为0.40，但政府实施的从富人到穷人的净转移把这一系数降至区区0.26的平均值（图4.8）。就连对财富重新分配没有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那么感兴趣的美国人，其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也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近0.50降到70年代的0.36。几乎在世界各地，税后基尼系数最急剧的下降都始于“二战”期间，经济学家经常把20世纪40~70年代的这段时期称作“大压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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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觅食者、农耕者与化石燃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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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转移已经把富裕国家的收入不均降低到从觅食者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数据来自史密斯及其他人等，2010；舒及其他人等，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