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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改变了市场的结构，形成了反馈回路，扫清了阻碍规模和整合的旧障碍。如果没有市场来吸收商品，使用蒸汽动力来生产大量制成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幸运的是，蒸汽动力在产生利润的同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利润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工人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工厂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推动着交易商品的成本一路向下，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它们，而高工资也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工厂工作而不是留在家里务农，这促成了愈发复杂的劳动分工，制造出更多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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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把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并解决了。随着人口爆炸（1780~1830年，英国人口大约翻了一番，增至1 400万），18世纪末的很多农民都面临着贫困和饥饿的威胁。19世纪的资料表明，进入受薪劳动力市场会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工人必须服从严格的时间纪律，适应复杂的工厂环境，一切与他们在乡下的所见所闻有着云泥之别；然而仍有数以百万的人选择这样做，因为另一个选项——饥饿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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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的农民都渴望到肮脏危险的工厂工作，以至于1780~183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5%，而每个工人的产量提高了25%。工资的提高只在19世纪30年代有所加速，且即使在那时也只有城市工人才享受到这一福利。巨大的原动力来自生产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攀升，雇主们发现和工人们分享部分利润要比镇压罢工划算得多。（在狄更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时代，工资上涨的速度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是另一个巨大的讽刺。）在接下来的50年，工资和生产效率上涨的速度一样，甚至在1880年后超过了后者。到那时，农村的收入也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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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3]猜想，工业化经济中的收入不均遵循倒U型的模式，在早期阶段上升，而后呈下降趋势，从19世纪的文献中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表明，他大体上是正确的。17世纪，英国的收入不均（图4.3）状况呈现出先进的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但整个18世纪，收入不均程度陡然放大，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而资本家的利润却持续增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在1830年前后开始提高，但资本回报率上升得更快，1867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55，几乎与有据可查的最不平等的农业社会一样高。但到1913年，基尼系数——尽管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仍然极高——就已经降回到18世纪的水平。在法国，工业化的步伐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真正启动，收入不均也遵循同样的曲线，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1901年回落到0.48；在美国，税后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迅速升高到1860年的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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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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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1913年英国的收入不均状况，林德特和威廉森（1983）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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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早期化石燃料社会的收入不均现象持续恶化，化石燃料能量却水涨船高，工资的提高改变了一切。受薪工作足以吸引数以百万的自由工人，工资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强迫劳动的必要性——与日益富裕的受薪工人不同，贫困的农奴和奴隶买不起工厂大量生产的制成品，因而就商业利益而言，强迫劳动就成了经济增长的阻力（特别当使用强迫劳动的是竞争对手时）。社会走向化石燃料的程度越深，对于废除奴隶制和解放奴隶的政治支持也就越多。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48年，大多数欧陆国家废除了农奴制度，就连俄罗斯也在1861年跟风废除了农奴制。1807年，英国在其帝国境内禁止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彻底禁止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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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和奴隶主们进行了反击，他们自然更关心自己的沉没成本，而不管什么化石燃料经济的逻辑要求。有时人们可以为其人力资本提出优厚补偿，以此来收买他们，但有时推翻强迫劳动的制度则需要暴力。截至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了400万奴隶，外加皇家海军的西非舰队拦截并释放了15万非洲人，当时他们正被装船，准备横渡大西洋去出售。1888年，最大的奴隶制社会巴西废除了人身束缚，但非洲和中东的最不发达地区仍然延续着强迫劳动（毛里塔尼亚直到1981年才禁止奴隶制），21世纪，世界各地都将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视为非法，这一制度只能改头换面，或见于无法无天的穷乡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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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强迫劳动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但化石燃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将其一扫而尽；自由的受薪劳动刚刚取得胜利，化石燃料就又开始着手解决农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古老而又不可或缺的障碍了，那就是性别的劳动分工。和强迫劳动的情况一样，供给和需求两者都对变革有所贡献。在需求一方，从19世纪开始，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机器不断降低整个经济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但提高了对组织的需求；因为女人在脑力上不输男人，也能提供一样的服务，女工可以为劳动力市场规模翻番提供潜在的机遇。白领变成了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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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一方，最重要的因素是婴儿。由于婴儿死亡率过高，农民社会要想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就需要妇女平均生育六七次。但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使得女人更高大、更健康，营养更好，因而她们的孩子个头更大、更健康，营养更好，成长得更茁壮。19世纪50年代，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大约有1/4在周岁前就夭折了，但到1970年，夭折率降低到1/50，到2014年，每163个婴儿中才有一个。自“二战”以来，化石燃料助力的交通遍及全球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2/3，2014年，不少于55个国家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比美国还低（在日本这个婴儿最安全的大国，每400个婴儿中只有一个在周岁前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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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石燃料到来之前，普通女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和生产，一旦这样做丧失了必要性，父母就日益倾向于在小家庭里尽其可能加大投入饮食和教育，而非生得越多越好。在19世纪结束之前，农业社会的低工资—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的制度就已经开始让步于高工资—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制度（人口统计学家称其为“人口结构转型”）。在20世纪，市场对父母们无须孕育新生的性生活立刻做出了反应，1920年，乳胶避孕套上市，1960年，口服避孕药面世。到2002年，欧盟的妇女平均活产数为1.46，远低于人口替换率，随着1950年后化石燃料遍布全球，总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图4.4）。在化石燃料时代，妇女平均花在生产育儿方面的时间只有几年，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从事受薪工作，提高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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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全球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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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妇女的平均活产数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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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世界，妇女留在家中照料众多子女的好处之一，便是她们同时可以完成大量不得不做的家务。这意味着如果家庭决定利用生育率降低的时机让妇女外出从事受薪工作，就必须解决无偿家务由谁来代做的问题，要知道在此之前，那些家务让女人们整日忙个不停。答案是机器，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4]、阿南特·塞沙德里[5]和穆罕默德·耶吕克奥卢[6]称其为“自由的发动机”。因为女人当下的收入潜力值得家庭花钱购买节省劳力的设备，市场很快满足了这一需求。19世纪末，商用洗衣服务大行其道，但电力才是真正消除家务苦差的关键。1928年，洗衣机的年销售量将近100万台。1937年，第一台全自动家用真空吸尘器开始打广告，1938年，定价仅10美元的蒸汽电熨斗在商业营销中大获全胜（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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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自由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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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电熨斗的广告，约1950年（作者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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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出工作的女人数量慢慢上升，但直到1940年，受薪劳动力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女人（甚至在西欧和北美也是如此）仍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薪水较低，工作领域主要是女性独占的内勤、秘书、护理和教育工作。但这种情况在“二战”后迅速发生了改变，1940~1990年，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翻了一番（图4.6）。早在1950年，美国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半是已婚妇女，到20世纪末，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拒绝雇用女性了（尽管女性在大多数职业的顶层人数不足，且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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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工作场所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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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1940~2000年（数据来自J·帕特森，1996，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