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0029
欧洲知识分子的古怪非凡早在16世纪便初见端倪。在我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认为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北大西洋沿岸新型经济兴起的反应。这种经济很像是早期让某些城邦繁荣起来的超级版本，将西北欧推离了阿格拉里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解读经典或圣经文本转向试图解释风和潮汐何以来去匆匆，茫茫夜空又为何会有斗转星移，这些问题不久就汇集成为宇宙的力学模型了。
1707500030
1707500031
哥白尼、伽利略和笛卡儿等人到处宣讲，说树木的生长并不比钟表的转动更加神秘，或者说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让各地的掌权者深觉他们都是可疑的人物。但随着17世纪逐渐逝去，从大西洋经济中获益最多——并因而从解释世界如何运转中获利最大——的阿格拉里亚社会的精英为新式自然科学开辟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他们被允许去寻找证据，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意大利的教皇法庭在1633年觉得有必要胁迫伽利略，让他闭嘴时，英格兰的统治者们却在1687年很放心地容忍牛顿发表他的《数学原理》。
1707500032
1707500033
西北欧的知识分子很快便把自然界的力学模型扩展到社会秩序中，他们将政治看作一种机械结构，探索哪些类型的机器在其中运行最佳。但直到1700年，新思想对“旧政”的质疑仍然非常有限。甚至连约翰·洛克[15]在其《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的著名主张——因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其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要求废除王权、贵族政治或英国国教，而在1688年，英国精英并不是靠废除了“旧政”，而是靠妥协，才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把君主羁绊在宪法的大网之中。
1707500034
1707500035
对于阿格拉里亚最持久的挑战始于法国。“我们必须检查并搅乱一切，毫无例外也无须谨慎，”1751年，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如此写道，“我们必须把一切旧式愚蠢行径踩在脚下，推翻那些非理性设置的障碍。”伏尔泰在被流放瑞士期间正是这样做的，他公开谴责教堂和国王的特权，为其贴上“败类”的标签，然而勇敢激进如伏尔泰，尚未一并否认阿格拉里亚的皇权和神权基础。他坚称，结束这些丑行的方法不是把法国建成一个共和国，而是向中国学习。他声称欧洲人会看到中国的乾隆皇帝才是一位真正的明君，与倾向于理性而非迷信的儒家文官共商治国之道。
1707500036
1707500037
起初，18世纪的欧洲君主们与启蒙运动批评家的合作，就像古代皇帝驯服轴心时代思想之最令人不安的暗示一样顺利。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向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勉强承认：“哲学家应该是全世界的老师，也是王公们的老师，”但他补充说，“他们必须用逻辑思考，我们必须按逻辑行事。”18世纪的国王们自认为是开明的君主，他们以“旧政”的眼光来看待新思想，就像第三章中提到的顿悟人生的农民克莱因乔戈一样。
1707500038
1707500039
直到18世纪下半叶，“旧政”本身才受到了真正的压力。1762年，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宣称，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普遍意志”
1707500040
1707500041
时，他仍然是个离经叛道者（尽管他是个著名的文人），不仅被他的故乡日内瓦，也被法国和伯尔尼城邦流放在外。但仅仅25年后，美国的国父们——深深沉浸在大西洋新经济中的人们——就已经远远偏离了阿格拉里亚的价值观，认定自己可以用“我们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上帝或国王的名义，来书写他们的新宪法。在那之后不过两年，在法国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1789）的资产阶级绅士便直截了当地声称：“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达。”
1707500042
1707500043
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变得与古希腊发明民主的人一样激进，但当化石燃料的能量遍布整个北大西洋世界之时，对“旧政”的挑战就真正开始了。到19世纪中期，那些重新组织、看起来很像图4.7所示结构的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回报，适合这一无界结构的价值观亦盛行一时。到19世纪60年代，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一个世纪之后，在最工业化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发生了转向。精英们逐渐认识到，基于普遍意志而非传统或神授的政治权力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他们发现，在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社群中，普遍意志真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威唯一安全的存在基础。
1707500044
1707500045
20世纪第一个10年，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之后，普遍意志已经打败了几乎所有敌对的政治权威。“民主，”哲学家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7]指出，如今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访者告诉民意调查人，他们更喜欢民主，胜过其他任何政治体系。2007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全世界有80%的人支持民主，这一比率在地理、性别、宗教或年龄上几无差别（图4.10）。单就“民主”的含义尚有很大的辩论空间，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可能是大部分世界），它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森严的政治等级是邪恶的。
1707500046
1707500047
1707500048
1707500049
1707500050
图4.10 历史的终点？
1707500051
1707500052
对民主的支持率一贯很高，从66%~86%不等，无论地理、性别、宗教或年龄的差别（2007年调查数据）。
1707500053
1707500054
无政府主义者、自由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共同持有的对政治等级制度最极端的批评认为，适宜的因达斯特里亚完全不需要统治者。早在1794年，美国的自由主义就已足够强大，认为“政府本身将会毫无用处，而社会则会继续存在，因摆脱枷锁而愈加繁荣”，以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8]觉得他必须保护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免受这种观念的危害。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恩格斯主张，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政治精英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废除政府。法西斯主义者更是一意孤行，把个人崇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对此乔治·奥威尔发明过一个著名的标签：“双想”（doublethink）。通过造就史上最森严的政治等级，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非自由路径声称，这样做真的可以消除政治等级。
1707500055
1707500056
这些对于普遍意志的独创诠释没有一个是长期可行的。1956年，斯大林去世后仅仅三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便公开谴责个人崇拜。5年后，他试图玩个新花招，提议说苏联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而党就是普遍意志的具体表现。
1707500057
1707500058
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也处于劣势，这一次是输给了更加实用主义的自由论观点。例如，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19]在其影响广泛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建议自由意志主义者：“一个权力仅限于履行契约和保护人民免受武力、盗窃和诈欺所害的最小限度国家是合乎情理的。任何权限更大的国家，”他认为，“都违反了个人不能被迫行事的人权，因而是不正当的”；但没有国家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1707500059
1707500060
然而，国家虽然不会自行消失，化石燃料对于森严的政治等级和逞能者的态度还是要更接近于觅食者而非农耕者的观念。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即使民主也必然会产生隶属于固化政治特权阶级的强权精英，但由普通人组成政府、而不是天生统治阶级的观念一贯是民主主义者偏爱的视角。
1707500061
1707500062
这些观念之间的斗争可以回溯到现代民主的早期。18世纪80年代，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果必须和“无以复加的无知和堕落，不可一世的顽固和狂妄”之人分享权力，他一定会大惊失色，这倒不足为奇，但就连大平等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也承认，他相信只有一个“拥有天赋的才智和美德”的精英小集团才可以“在通才教育之下变成杰出之人，有能力保卫同胞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然而在第一任总统的人选上，美国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方面，很多观察家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天生统治阶级的绝对化身，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过自己对任何形式的实际统治都毫无兴趣。1783年在战场上大获全胜之时，华盛顿向国会交出了佩剑，宣誓“从此以后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1789年，他勉强暂停闲适的退休生活，出来接受总统的职务，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期满后——一位仰慕者将华盛顿比喻成骄傲的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20]，他终于可以得体地“带着满足和快乐回到乡间，继续不受约束的平静劳作生活”，便毫不犹豫地辞官归田了。
1707500063
1707500064
华盛顿时代以来，很多美国政治家声明以他为榜样不再恋栈，但也有一些人采取的做法有些细微差别，他们坚称尽管自己显然属于特权精英，但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巨大财富（如1992年的罗斯·佩罗[21]），身处政治王朝（如2000年的乔治·W·布什），甚或两者兼有（如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都无法阻止一个总统候选人声言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1707500065
1707500066
这些由于大众不信任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迫使总统候选人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有一个副作用（当然并非刻意为之），便是顺从观念的崩溃。1998年，世上最有权力的人比尔·克林顿在一场婚外风流之后几乎被赶下总统的职位；2011年，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22]在被《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第6位之后仅仅一年，就因涉嫌性侵一名饭店女服务生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上被赶下台。这些可不会发生在罗马皇帝身上。
1707500067
1707500068
在森严与浅表的等级制度间进行各种妥协作为化石燃料政策的特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达斯特里亚似乎需要一个（以阿格拉里亚的标准来看）地位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富有阶层。一方面，拥有富裕中产和劳工阶层，从而为化石燃料经济所产生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创造有效需求，是因达斯特里亚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阶层，这些人期望着自己的领导和管理才能能够实现物质回报。作为回应，化石燃料价值观近两百年来发生了演变，变得有利于政府干预来减少贫富不均现象——但变化并不是太大。
1707500069
1707500070
根据1990年以来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人数变化不定，高值出现在1990年的67%，低值在2008年的58%，而最近的数字为66%（2011年）——希望财富的分配更加平均一些，在2013年的调查中，中国（52%）、欧盟（60%）和印度（高达82%）的大多数人说，他们认为收入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然而，这些人都认为经济不平等并非他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欧洲人和中国人将其排在第3位，印度人排在第5位，而美国人将其排在第12位。在被问及减少财富梯度的最佳方法是不是对富人征收更重的赋税时，美国人的意见分布相当平均，52%的人持肯定态度，45%的人持否定态度。至少从1999年以来，人们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当时有45%的人持肯定态度，51%的人持否定态度。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往往反映了更深刻的地区或党派分歧。2013年的调查发现，在欧盟内部，84%的希腊人认为贫富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只有50%的英国人这么认为；在美国，75%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对富人提高税赋，而只有26%的共和党人持此观点——尽管在2014年，几位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愿意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1707500071
1707500072
要想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和文化界就经济等级制度发生的骚动，一种方式是将其看作关于这一主题的论争：在涉及财富时，“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某些人强调机会的平等，也就是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和交换，而不必过于在意利益的分配；但另一些人强调结果的平等，他们赞成监管市场行为，以免有人过于超前。大体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论者拥护机会的平等，担心监管会抑制自由（及经济成长）；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般拥护结果的平等，他们更担心为非作歹的富人会破坏自由（及经济成长）。
1707500073
1707500074
幸好，近两百年的可用证据十分丰富，我们可以详细追查在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上，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是如何作为两个伟大的试验来解读化石燃料价值观的。20世纪最重要的非自由政体——纳粹德国和苏联——都声称寻求经济结果的平等，但在实践中，没有一个能够摆脱两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观念之间的紧张。纳粹——毕竟他们对自己正式的叫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在其执政初期，强烈拥护结果的平等。“劳工阵线”[23]
1707500075
1707500076
的活跃分子强烈要求雇主提供带薪假期、工资协议以及均等的工资，威胁要把持不同意见者送到集中营。但这不能长久；甚至在1933年结束之前，党魁们就已经开始站在老板一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老板支持希特勒野心勃勃的重整军备计划。“我们都是劳工的士兵”，同年11月，“劳工阵线”的新领导人在柏林的西门子工厂对工人们说，但“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从令如流。服从和责任都必须是有价值的”。工资在1934年便停滞不前了，接下来的10年，贫富差距高企难下。
1707500077
1707500078
社会主义国家跌入了同样的陷阱。面对1921年的大饥荒，列宁放弃了他的战时经济政策，开始鼓励生产。关于列宁对这一政策有多认真，一直众说纷纭；列宁在苏联政治局的同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坚称：“［‘新经济政策’］只是临时的偏离，是一次战术撤退，是为对抗国际资本主义阵线发起一次全新和决定性的劳工阶级进攻铺平道路。”但列宁本人怀疑，“用资产阶级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后果尽人皆知。“店铺和商厦一夜间迅速出现，里面神秘地堆满了俄罗斯多年未见的精美货品，”1924年，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24]注意到，“面庞消瘦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带着渴望的目光凝视着橱窗，谈论着这一伟大的奇迹。”几年后，斯大林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彻底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果又是一场灾难。20世纪30年代，随着农业产量的下降，数百万人饥饿致死，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制造了黑市经济，工资和住房的差别继续扩大。苏联日益成为世上最不安定的社会，经济不振，但财富的等级差别变得更加荒唐。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试图重新引进经济机会平等时，整个体系瞬间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