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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严和浅表的财富等级之间寻求完美平衡，对自由政体也是一项挑战，但他们的试验却没有那么痛苦。在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叙述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25]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但是，如果将其推至逻辑的极端，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永远是错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指出：“从劳动所得中课税与强迫劳动不相上下”，是自由的因达斯特里亚的对立面。“强夺某人劳动的成果，”诺齐克解释道，“相当于夺走他的时间，并指挥他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人们强迫你在一段时间内去做某种工作，或是无报酬的工作，他们决定你该做什么，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而不由你自己决定。这……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你的主人；他们因此而拥有了对你的所有权。”卢梭更加直言不讳，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我相信奴隶们关心自己的收入远甚于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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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拒绝（以税赋的形式）从富人身上榨取强迫劳动，似乎常常意味着（以长时间工作挣取生活工资的形式）从穷人身上榨取另一种强迫劳动，而在整个19世纪，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欧洲占据了优势。在那个世纪末，很多政府同情新自由主义，断定利用国家力量来重新分配财富会产生更大的总成长。这一趋势在“一战”后有所上升，“大萧条”时期更加快了速度，最终在1945年后被奉为准则，产生了各种自由主义的“新政”。1942年，英国政治家威廉·贝弗里奇[26]预言，战后政府的任务将是让世界“尽人类力量之所能，摆脱匮乏、疾病、愚昧、卑劣和懒惰这五大罪恶”。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只要有必要，就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消灭这五大罪恶”——同时还要记住，贝弗里奇补充道，“个人高于国家，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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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玩些复杂的小把戏，“战”后的自由经验表明，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矛盾，世上根本没有一体适用的完美解决方案。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演变也反映了这一矛盾，认可了程度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财富等级制度。这里“低”和“过低”的真实含义看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相对于富有但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在贫困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人们更能够容忍森严的财富等级存在。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从很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投票人对待财政保守主义的热情来看，0.25左右的税后基尼系数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可能过低了，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从很多同样的国家对于最富有的1%的普遍愤怒来看，超过0.35的基尼系数可能又过高了。相反，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印度，人们牢骚满腹，但到目前为止还能容忍持续的高分（2009年为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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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对待经济等级制度的复杂态度相比，化石燃料社会对性别不平等的看法似乎就要直白得多。近至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自觉激进地写下“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没有一个奴隶像一个妻子那样是竭尽一切所能的奴隶，是体现了‘奴隶’这个字眼的全部含意的奴隶”。但从那时起，阿格拉里亚的态度就完全崩溃了。2009年一次在16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6%的受访者认为性别平等很重要，这一回应的国别差距不大，从印度的60%到英国和墨西哥的98%。伊斯兰国家处于这一分布的顶端。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对妇女的法律保护通常较弱（例如埃及在2014年才通过了一部定义性骚扰的法律），仍有78%的伊朗人，91%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土耳其人，以及93%的巴勒斯坦地区居民认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81%的受访者赞成通过政府干预促进性别平等，5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政府目前做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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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由社会比起来，非自由社会在性别等级问题上培养了更加极端的态度，共产主义者一般都会积极促进女性的平等。列宁在1920年指出，“琐碎的家务摧毁、压制、愚化和贬低了”女性。1959年，赫鲁晓夫确信，就女权而言，共产主义已经埋葬了资本主义。“你们想把妇女困在厨房里，”在著名的“厨房辩论”[27]中，他对理查德·尼克松说，但“我们不那样看待女人。我们认为她们更出色”。不用说，现实情况要混乱得多。20世纪20年代确定妇女权利的重要立法通过之后，斯大林在30年代又退回到鼓励生育的政策上；在赫鲁晓夫与尼克松摆好架势准备互攻之时，跟美国相比，的确有更多的苏联妻子们在外工作，但苏联妻子们做家务的时间通常也比美国的妻子们长（也比苏联丈夫们长得多）。而纳粹德国则走向反面，他们挑衅性地将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并坚称生育才是女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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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自由社会对于性别平等比较谨慎。前文提到过，1918年前，几乎没有哪个妇女有投票权，女性从事受薪工作在1940年后才真正开始。1937年，当民意调查者问美国人是否会考虑为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时，只有1/3的人回答“是”，64%的人回答“否”。到1949年，两种态度平分秋色。但到2012年，95%的人回答“是”，只有5%的人回答“否”。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时间更长：1977年，在被问到是否最好由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时，人们的态度是一半一半，而在2012年，只有19%的人回答“是”，75%的人回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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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战后变化的速度异乎寻常。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常常会有喜剧演员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男女平权论者”和“女权主义者”（被贬称为bra burners，“烧胸罩的”）的笑话。然而到2005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28]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问说，男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层占多数是否有生理原因，就算那是学术场合，大众也觉得难以接受。萨默斯指出，某些实验看上去像是在暗示男性的认知能力在平均值周围的分布范围比女性更广泛，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可能意味着男人更多地见于分布的两个极端。“这可能会刺激到你们，我的乐观估计，”他若有所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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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和工程这个特例中有天分的问题，特别是资质的差异性，而那些因素又被社会化和持续的歧视这两个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要是有人能证明这是错的，我当然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我当然最希望只要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并尽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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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骚动显然影响了萨默斯发表这段讲话两个月后的哈佛教授投票，大家纷纷表示对其领导能力没有信心；大概也影响到了萨默斯本人的决定，不到一年后，他辞去了哈佛校长的职务；他在2013年退出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候选队伍，可能也是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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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自由价值观并不以消除性别等级的名义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然而自1945年以来，想当然地因生理差别而区分男女两性的阵营显然大大缩水了，而且，我的分析类别中的最后一个——暴力，是迄今尚存的少数几个承认男女两性有巨大差异还算是政治正确的行为领域之一。全世界范围的警方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宗教、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男人参与暴力犯罪的概率是女人的将近10倍。其解释尚存争议，但有可能是因为使用武力的天然倾向是一种进化适应，在男性中很常见，而在女性中就少见得多。因此，阿格拉里亚对于男性统治普遍持正面评价的突然崩塌与其对武力有限容忍的突然崩塌相伴相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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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耕者像觅食者一样暴力，那么，让阿格拉里亚运转顺畅的复杂劳动分工和长途贸易就无法发挥效用了。同理，如果人们还是像农业时代那样用暴力解决纠纷，因达斯特里亚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也是枉然。化石燃料社会有赖于极度和平，强制促成这种和平的列维坦们远比霍布斯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始建于1828年早期工业时代的伦敦，这可不是巧合）。一如既往，人们调整其价值观来反映他们生活其间的新现实。农业社会减少了合法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空间，而化石燃料群体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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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马丁·查德尔[29]认为在18世纪之前，“宿命论”一词准确地描述了全世界对待暴力的普遍态度。反对暴力的人很多（特别是轴心时代的宗教领袖），大多数文明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做了细微的区别，且这种区别往往对其自身有利，但人们一致认为，合法权威使用武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颇值得歌颂。直到18世纪，我们才看到这一价值观模式有了真正的突破，即使在那时，突破也仅限于欧洲及其北美殖民地。就在更多的人开始批评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之时，新的观念——战争是邪恶的，人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浮出水面，而18世纪90年代，在正处工业化期间的英国，一个和平协会公然宣称在原则上反对与法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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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因达斯特里亚是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这种观念逐渐普及，和平运动——例如对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的抗议——在19世纪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大量受过教育的欧洲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战争是畸形和不道德的；1899年，26个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而1919年，人们一度燃起了希望，满心指望国际联盟能够从此根除战争。接下来的25年是和平主义的艰难岁月，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学者们成立了思想库（1952年成立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冲突解决研究中心，以及1959年成立于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了期刊［1957年创刊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osolutio）和1964年的《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将武力几无正义的论断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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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的学者们往往能辨认出被他们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人，这些人“并非排斥一切武装力量：他们允许防御性地使用军队保护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被他们称为“绝对和平主义者”的更为教条主义的倡导者，这些人“无条件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鼓吹不抵抗”。在20世纪，绝对和平主义者相当罕见，但近期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情况在21世纪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是如今有许多人希望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完全拒绝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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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年，盖洛普公司就对个人和国家暴力的态度，在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进行了民意调查。69%的受访者声称自己在人际暴力方面是绝对和平主义者，认为武力永远是不正义的，而只有13%的人说使用暴力有时是正确的（其他18%的人要么不予置评，要么说“得看情况”）。然而，对待国家暴力的态度就更加复杂了。在被问到是否可以接受政府在战时屠杀平民时，60%的人回答绝不接受，而21%说有时可以接受。2011年一次皮尤[30]的调查向西方人询问了一个更加笼统的问题，即政府是否有时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护世界秩序，结果发现接受国家暴力的群众基础很大，德国有50%的人同意，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75%。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民意调查者发现西方人还是有所保留：大多数欧洲人（66%的法国，76%的德国）和45%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使用武力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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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战略家的结论是，西方现在进入了一个“后英雄”时代，这个时代的公民不再认为有任何国家目标重要到造成人员伤亡（无论是施还是受者）也在所不惜的地步。然而，与其说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后英雄主义完全避免杀戮，毋宁说它也跟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参与的冲突性质有关。一旦面对生存威胁，受访者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拥有核武器的民主从未选择哪一个保证单方面裁军的政党入主当政，200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至少有些人愿意考虑核战争。在被问及有没有哪些情况政府（或无核国家的盟国）可以合理地使用核武器时，70%的意大利人和77%的德国人回答“没有”，而只有49%的英国人、43%的法国人、40%的美国人和22%的以色列人持同样看法。人性从未像如今这样和平，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还不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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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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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罗斯之后：塔利班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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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在1982年感受到的文化冲击。阿西罗斯至少还有一只脚留在了阿格拉里亚；而我生长于斯的英格兰中部地区自然不同，早在200年前，因达斯特里亚就在那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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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总结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表4–1是简化版，这一点我乐于承认，它简化了复杂得多的现实情况，当然会对现实有所扭曲，但我认为这张表格的确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道德体系截然不同。属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类别的人很难在道德问题上彼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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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价值观的演变：觅食者、农耕者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理想类型道德价值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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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更加精简，它进一步简化并无疑进一步扭曲了复杂的文化世界，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为表4–1补充第二个重要的论点。我们在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所有的价值体系均存在差异，而且还能看到某些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比其他的更大。把农业价值观与觅食者和化石燃料时代区隔开来的鸿沟，远大于觅食者价值观与化石燃料价值观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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